中國官方公權力近年有一種愈來愈純熟的殘酷手段：它不必大張旗鼓宣布「不准說/報導」，它只要把「言論/新聞」重新命名為「罪」，再把「罪」塞進一個無底的口袋。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的手裡原本期待握著的是追尋真相與監督權力的筆，新聞迫害的現實卻逼著記者身陷牢籠，最新的受害者是劉虎與巫英蛟。
2016年5月，在我居間聯繫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邀請下，原本活躍於調查報導第一線的中國記者劉虎來到台灣交流。那時的他語調溫和、不疾不徐，在「亞洲華文新聞專業論壇」上細細拆解官媒如何與地方政府合謀，生產出所謂「水下古城」的虛假新聞。他講的不是英雄敘事，而是新聞學最樸素的工序：怎麼查、怎麼比對、怎麼把權力話術拆成可檢驗的句子。坐在台下的我，感到一種久違的震動：在一個真相稀缺的環境裡，他仍堅持查證，甚至不惜與體制內的巨獸對撞；在他身上，那股「新聞魂」不只是熱血口號，而是一種近乎固執的專業倫理堅持。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楚。
據報導，2026年2月1日，獨立記者劉虎與自媒體人巫英蛟遭成都警方刑事拘留。導火線是一篇 1 月29日刊於微信公眾號的調查報導〈曾逼死教授的四川縣委書記，如今又把招商企業逼向破產〉，矛頭直指四川省蒲江縣委書記蒲發友的權力濫用與疑涉貪腐。劉虎曾公開截圖，顯示成都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曾兩度傳訊施壓，要求他改循所謂「正式管道」申訴，而非透過媒體發文。隨後文章遭刪，兩人被以「誣告陷害罪」與「非法經營罪」究辦。
這不是劉虎第一次面對鐵窗。2013 年，他曾因揭露官員貪腐遭羈押近一年。更令人唏噓的是，在媒體環境急遽惡化之後，2019年他也曾以民間之力發起「『記者的家』新聞獎」，像是在荒地上插下一面小旗，提醒大陸新聞同業與讀者：仍有人願意用專業與良知抵抗遺忘。如今，旗幟被連根拔起，連同他本人一起被押入冬夜。
把調查報導塞進「非法經營」這個框框，乍看荒謬，卻正是當代中國治理的高明之處。它不必否認憲法寫著言論自由，也不必公開宣布新聞有罪；它只要把新聞的社會功能改寫成「市場行為」，再把市場行為放進行政許可與刑法的交界地帶，於是記者不再是公共監督者，而成了「未經批准的經營者」。一旦你被貼上「經營」標籤，接下來就好辦了：平台流量、打賞、廣告、轉載、合作，任何一條線都可以被剪成罪證。這種法律操作的關鍵，不是求證其成立，而是追求其可塑；不是追求可預期性，而是追求讓人恐懼到不敢試。
中國大陸人權律師周世鋒在聲援信中指出，調查報導與評論並不屬於國家許可或專營的商業領域，把公共監督定性為經營犯罪，等同宣告法律不再保護公共利益，而是保護權力免於被打擾。同樣地，「誣告陷害」若不以惡意構陷為前提、也不以可受檢驗的證據標準為界線，就很容易變成威嚇性的套索：只要你指向權力，權力就可以反指你「誣告」。
透過Substack平台持續發聲的獨立媒體《水瓶紀元》在追蹤此案時提醒，劉虎與巫英蛟並非孤例，而是中國獨立新聞業被逼至末路的縮影。官方媒體全面「功能轉型」為宣傳體系之後，微信等平台一度成為調查報導的最後縫隙，但縫隙同樣通往更細密的監控網。平台既是傳播的基礎設施，也是國家權力的延伸；一篇文章能被看見，是因為演算法放行；一篇文章被抹去，也只需要演算法與行政力量的默契握手。於是公共討論被迫退到「可刪除」的狀態，記者的每一次發表都像把稿件遞給一個隨時會翻臉的審查員。
從台灣的角度看，這類案件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慄，還因為它顛倒了我們對「新聞」與「市場」的基本理解。台灣媒體當然也有市場壓力，也有資本介入與平台分潤的結構性困境，但新聞至少仍被社會視為一種公共財的生產：它可以被批評、被監督、被告上法院辯論名譽侵害與查證責任，卻不該被國家以刑罰方式預先斷言「你不可以報」。當「非法經營」成為一把萬能鑰匙，等於宣告公共監督不再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而是國家授權的特許行業。這種邏輯一旦成立，下一步很自然：你不是記者，你只是沒拿到牌照的「說話者」。
無國界記者組織長期以來皆點明一個事實：中國是全球關押新聞工作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獨立記者在現行體制下常被視為「國家威脅」，而非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劉虎當年訪問台灣時曾感慨：「你把讀者都當傻子，讀者怎麼可能不流失！」諷刺的是，當官媒因失真而流失公信力時，試圖告訴讀者真相的人，卻被送進看守所。讀者並沒有比較「好騙」，只是被迫在沉默與風險之間做選擇。
這起案件的核心，不在於某一篇文章是否構成民事侵權或名譽爭議，而在於一個社會是否仍允許公民在不被刑事追究的前提下，討論公共權力。中國《憲法》第35條明文列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但當言論自由只能在不觸碰權力時才成立，它就不再是權利，而是恩賜。當法律被用來把權力包裹得更厚，公共討論被迫縮小到「安全而無效」的尺度，新聞就不只是沉默，而是被重新定義成一種「不當行為」。
作為曾與劉虎有過幾面之緣的台灣傳播學者，我最難接受的，不是大陸某個記者再度被抓，而是外界很可能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抓捕：把它當作地緣政治背景噪音，當作那個體制「一向如此」的例行公事。真正可怕的是例行化。當我們把每一次拘留都當成「日常」，權力就贏了：它用疲勞戰術磨鈍人的憤怒，讓恐懼成為常態、讓冷漠變成自保。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軍事恫嚇或經貿風險；同樣重要的是看清這套以法律名義消音、以平台技術封喉的治理模式如何運作。因為它不只是在關押記者，更是在關押「可被檢驗的公共生活」。冬天的牢房裡，囚影拉得很長，而那道影子，正跨過海峽，提醒我們：自由若不被珍惜，它會先被重新命名，接著被重新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