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Getty Images）
近日北京市衛建委發佈《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稿）》，其中「不得詆譭、污蔑中醫藥」及相應追責處罰的條文引發大量爭議和質疑。
律師認為這是一次「立法事故」。有中醫學學者認為這是對中醫的過度保護。引來一片批評聲後，北京中醫藥管理局的相關負責人解釋不排除修改或刪除部分條文的可能。
中國社會對中醫缺乏臨牀實驗和客觀數據一直存在質疑和批評。公眾擔憂，「質疑和批評」離「污蔑和詆譭」有多遠？難道批評中醫藥會「因言獲罪」？
北京發佈的草案中共有55條法規。其中第36條和第54條的爭議性最大。
36條提到，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為詆譭、污蔑中醫藥。第54條則提出，違反該條例第36條第二款之規定，詆譭、污蔑中醫藥，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引發爭議的是如何定義「詆譭、污蔑」，和因此隨之而來的可能刑罰。
中國知名律師斯偉江對BBC表示，這個法案中的爭議條款「不會通過，也無法執行」。
他解釋稱：「詆譭污蔑沒法界定，但地方性法規沒多大效力。罰款限制人身自由，都要法律和行政法規才行。國家層面的東西，北京市的沒足夠效力。」
斯偉江說「這就是一個立法事故，救主心切出的蠢招，見光死。」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家中醫藥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鄧勇認為，該條例必須慎之又慎。他對BBC表示：「立法要考慮權限問題。按照（中國的）《立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地方立法無權對治安處罰和刑事追責做創造性規定，必須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其次，立法要考慮可操作性的問題「，他同樣強調」詆譭和污蔑「不好界定。
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鄧學平對中國媒體表示，就詆譭和污蔑來講，其對象只能是一個自然人或者一個機構，需要具有人格，「自然人的人格是生命，機構的人格是法律賦予的。而中醫藥是指一種藥材或者一種治療方法，兩者均不能成為一個詆譭的對象，因此『詆譭中醫藥』這一說法不成立。」
北京《新京報》援引北京市中醫管理局相關負責人稱，不存在所謂質疑就要被處罰，也並非詆譭、污蔑就要判刑。他解釋稱，原文裏對於處罰有很多限定。如治安管理處罰的前提，是「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前提，是「構成犯罪」。
此條草案徵求意見期將於6月28日結束，根據建議進行評估形成確定版本後提交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門，最終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預計今年9月出台。
在公眾和專業人士一邊倒的批評聲中，北京市中醫藥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說，爭議性最大的兩條規定，有可能會被修改或刪除。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臨牀研究中心總監梁秉中認為，近年來存在對中醫過度保護的現象。
梁秉中有西醫背景，從事推動中醫現代化的工作。他對BBC稱，北京的地方性立法要放在中醫在近現代歷史中醫三次存廢之爭的背景來看。
1912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頒布《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未把「中醫藥」列為教育學科，而是只提倡開設專門的西醫學校。這被認為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到20世紀30年代，中醫學系被禁止進入大學學系，引發一次中醫存廢之爭。
1950年代，當時的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王斌甚至提出不許中醫進醫院。建議要進醫院，必須學習西醫知識。同時應設立中醫進修學校，讓中醫學習西醫，學習解剖學。
直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中西醫結合」的思想，以及讓「西醫學習中醫」，中醫的地位才再次被肯定。
梁秉中對BBC表示，「此後的幾十年來，中國對中醫過分保護。保護到讓大眾造成誤解，以為中醫是萬能。」
他說，在中國是兩個極端，中醫很受保護，傳統不能動，保守得不得了；科學界存在另一個極端是將中醫變成西醫。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在多個場合強調發展中醫，要推進中醫藥的現代化，以及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讓中醫藥「為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梁秉中認為，北京地方立法保護中醫藥的背景一是北京在全中國有龍頭作用。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要將傳統文化的中醫藥推到一個高度。
梁秉中認為要解決中醫的出路問題，首先要給中醫定位，比如交通意外中，腸肚外露的受傷者不會求醫中醫；而讓治不好的病人，帶病延年，生活得不錯，這是中醫能做的。
其次，中醫可以在基層診療中發揮更大作用。他說西醫在預防老人生病上做得不好。他舉例稱，在本次新冠疫情中，「要保護沒有發病的人，比如醫護人員的家人和朋友，我想中藥還是有用的。」
而長期存在的對中醫沒有臨牀實驗數據證明實際療效的疑問，梁秉中認為，應該從中醫方子挑一些出來，在動物和人身上做實驗（和收集數據），證明有效性和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