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東森新聞）
2月6日晚間9點多，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師的死訊傳出，部分中國媒體發出快訊後又更正為「正在搶救中」，直至7日凌晨才由武漢中心醫院證實李文亮病逝。
美國媒體評論稱，中國處理李文亮死訊的消息，是為維穩所做的錯誤決定，這可能動搖中共政權統治的基礎。台灣學者批評，中國政府決策「荒謬、蠻悍」。
李文亮病逝後，中國社交網絡上再次掀起為李文亮等8名遭訓誡者平反並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香港媒體注意到，微博文章中標記「我要言論自由」一度收到超過280萬個閲讀，但相關發文幾乎都已遭刪除。
李文亮的死訊是2月6日晚間9點多，開始在中國社交平台上鋪天蓋地地流傳。大約一小時後，《環球時報》旗下的《生命時報》在微博發佈李文亮去世消息，《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媒也在晚間10點陸續表示哀悼。
全球各國媒體也在這時候，公布李文亮病逝的消息。
不過，《財新》記者卻在晚間11點稱李文亮「生命垂危，但在ICU使用ECMO搶救」。隨後，《環球時報》也改口稱李文亮正在搶救中，一時間消息混亂，多個中國、香港媒體收回死訊報道。
2月6日至7日凌晨，李文亮的生死成為整個中國、世界討論的焦點，外界質疑中國政府是否為了維穩而隱匿消息，真相為何，至今仍沒有官方說法。
一名駐北京的中國記者向BBC中文表示，希望中國官方公開李文亮急救過程，以釐清為何病逝消息會前後矛盾，才能使外界停止猜測，否則大家傾向認為這是政府仍在隱匿消息。
但他也坦承，要相關單位公開急救過程幾乎不可能。
另一名中國新聞編輯向BBC中文透露，其任職的媒體有收到指令，不評論、不炒作有關李文亮的死訊。她表示：「有時上面的指令，反而能核實訊息。」因此當他們收到指令時，就確定李文亮真的死了。
有網友稱，這是「中共當局控制輿論的老手段」，因為直接公布死訊公眾憤怒太大，要把憤怒轉化為對奇蹟的失望。
2月7日凌晨3點多，武漢中心醫院表示李文亮於2時58分過世的死訊。
對於中國疑似控制言論的做法，該新聞編輯表示「不意外」，但她說，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不是單單一個人能負責的，「有時一個人的一個舉動，可能會害整個領導層丟了工作。」
她認為，中國政府也不希望李文亮病逝，因為他死了，就會成為一個符號。並說：「李文亮因為預警疾病而被訓誡，後來用生命證明了自己所說的事實，最後卻被迫形成悲壯的結局。」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域的主管軻霖（Nicholas Bequelin）發表聲明表示，李文亮病逝突顯中國當局是如何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而壓制對公共利益有關的重要訊息。
他並呼籲中國：「必須從李文亮的例子中記取教訓，沒有人應該因為公開示警，或者可能使政府蒙羞，而受到騷擾或處罰。」
不過，從處理李文亮死訊的方式來看，中國當局似乎未得到教訓。
長期研究中國新聞、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張錦華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延後發佈李文亮死訊消息，考量的是維持社會穩定，並說「在人命關天時，中國政府仍以維穩優先，顯示這個體制已無法自己改變。」
她分析，中國政府前期對疫情資訊管控，導致人民對病毒不重視，因此才會如此嚴重。但中國當局卻仍沒有學到教訓。
張錦華痛批中國政府「即使犯了多次錯誤，仍想要一手遮天，決策過程實在荒謬、蠻悍」。
她分析，資訊控管可是政府間層層官員為了自身權益，上下其手，整個體制變成無能反應。
美國《有線新聞網》2月7日發表評論指出，中國當局處理李文亮死訊的方式，加劇一場危機，動搖中國政權的基礎。
評論稱，過去幾周中國加強了對訊息的管控。而李文亮死去，則證明中國當局的殘酷。
中國是否能成功掌控大眾情緒，還有待觀察，但李文亮的樸實，已激起大眾對他病逝的強烈反應。評論最後稱，「若李文亮揭發疫情遭到訓誡使中國政府蒙羞，那他的死，對當局則是是個災難」。
李文亮原被中國官方定義為「造謠者」，後來被視為最早發佈武漢肺炎信息的「吹哨人」，民眾則在社交媒體上為他掛上「英雄」稱謂。
中國輿論將李文亮刻畫成說真話的普通人或小人物，網友稱：「他在微信發佈疫情，只是在做對自己認為對的事，卻必須遭受訓誡。」許多人對他的死感到震驚，紛紛在網路上表示哀悼。
化名為「守望者」的中國法律媒體人在台灣媒體撰文稱，「李文亮只是我們這個社會中小心翼翼活著的芸芸眾生一員，他不想惹事影響到正常生活，所以警方讓他閉嘴、他就閉嘴了。甚至他連自己都沒防護好，最終因感染病毒去世。」
鋪天蓋地的網絡評論將李文亮視為「英雄」，但中國官方似乎陷入了不知如何定義李文亮的窘境。
《中國內參》（China Neican）的聯合編輯倪凌超（Adam Ni）向BBC中文分析，李文亮是「英雄」還是「造謠者」官方已經失主導權。「由於人民情緒反應激烈，因此當李文亮死訊傳出，官媒第一時間不知道如何描繪李文亮這號人物，才會拖延證實其死訊。」
倪凌超說，中國當局對於李文亮死訊的操控，是件丟臉的事情，「就連死，都必須要中國獨裁者同意，起初你不同意某人說話，現在你不准他死？」
他強調，社會穩定及其政治利益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一定比資訊透明重要，「政黨利益超越公共利益」。
倪凌超認為，「這是習近平及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面臨的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