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正月初二的福州市，沒有了往年春節的熱鬧，街頭人跡罕見如同空城，照常運營的地鐵、公交空空如也，臨街餐館悉數關閉，只有肯德基、麥當勞和蘭州拉麵店還在繼續營業，其餘開張的店面的就剩藥店了，然而進去詢問口罩等物卻已斷貨。
倉山老城一間米鋪上午打開門營業，年前價格不變，瞬間擠滿了街坊，一位搶到十餘袋香米、正在卸車的中年大叔卻告訴我，工商所的人剛剛騎著電動車趕來要求關門，理由是可能引發市民恐慌。
這就是遠在武漢東南千餘公里之外、號稱習近平「模範省」的福建省會，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後採取「一級響應」措施之後的結果。雖然表面上幾乎所有入閩漢籍人士都被精確定位，市民手機分享著「被污染小區」的名單，街面上也能見到環衛洗消車傍晚消毒清洗著垃圾桶，老舊小區棋牌室的老人們並沒有多少戴上口罩，總體上似乎並沒有明顯的社會恐慌，但是市民生活和商業陷入停頓，餐飲業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此前為春節凖備的大量菜品。
或許終於覺察到此次「武漢肺炎」的嚴重程度遠超17年前的「非典」（SARS，又稱「沙士」），普通民眾的不滿明顯上升， 人們議論紛紛，他們在微信討論和在私下聚會中越來越多地將瘟疫責任歸咎於體制和最高層。
如此情形是自2012年秋天以來前所未有的。因為面對所謂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的地方治理的失敗，剛剛才在去年秋天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治理主義路線正在受到全民質疑，習近平近乎「定於一尊」的個人威信正在遭遇了執政八年以來最為嚴重的挑戰。
在武漢，過去一個月的事態發展幾乎完美再現了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有關公共治理的失敗案例。若按時間線劃分，問題首先出在疫情爆發地的華南海鮮市場。在這個距離漢口車站僅數百米之遙的所謂海鮮市場，堪稱中國農貿市場的典型代表：每天進行大量活物交易和現場宰殺，並且存在可能算是華中地區最大規模的野生動物交易，海鮮用冰和家禽、家畜以及野生動物的屍體和內臟共存，形成一個污水橫流的「濕市場」。
不過，這種骯髒、灰色的市場業態和城市角落，並未遭遇如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以辛克萊為代表的「扒糞運動」對芝加哥和紐約等地屠宰場惡劣衛生狀況的揭露，鮮有媒體曝光或者接受環境和防疫部門的監督，反倒得到工商市場管理當局和林業部門的長期庇護。只是在武漢肺炎爆發後，才有少數北京媒體發現該市場的野味不僅廣受當地老饕歡迎，甚至直供湖北當地省委機關食堂。
而在華南海鮮市場約二十公里之外，就是2018年獲批運行的中科院病毒所P4級別的病毒實驗室。據稱這一達到最高安全級別BSL-4的病毒實驗室是亞洲唯一，雖然籌建於2003年「非典」危機之後，也是中法合作的產物，卻更是過去八年來中國「習躍進」所催生的。因為在它之後，中國還將在哈爾濱、昆明和北京建設另外三家同樣級別的病毒實驗室。
國際研究界在視之為中國爭奪該領域國際競爭力標誌的同時，也對其安全性和學術合規性表示懷疑。
譬如，2019年7月加拿大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夫婦被加警方帶離他們所供職的加拿大國際微生物實驗室，據稱他們在2017-18年間五次訪問中國，為中科院的病毒實驗室建設提供指導；加拿大廣播公司（CBC）2019年8月2日披露，當年3月31日曾有一批活體埃博拉病毒和亨尼怕病毒經由加拿大航空公司送往北京的中科院。
2018年，正是武漢這家中科院病毒所的石正麗團隊從2016-17年間廣東爆發的豬瘟中提取了中華菊頭蝠的冠狀病毒毒株，簡稱SADS病毒，並且最遲在2019年11月24日上海舉行的一個會議上報告了對此種冠狀病毒跨種傳播機制的研究。
巧合的是，最近幾天越來越多的公開病例顯示，武漢肺炎的最初病例正是開始於2019年的11月。當然，且不論北京的《科技日報》在2020年1月27日轉述《自然》雜誌的在線新聞，稱北京化工大學教授童貽剛教授對最初41個案例的分析和推測，斷定病毒演化可能發生在2019年10月1日前後可能為一人攜帶病毒到華南海鮮市場，武漢地方當局對去年12月底的疫情爆發卻採取了噤聲八位知情人的方式，其中一位是搶救醫生，在被當地警方告誡後的第11天也染上武漢肺炎住進了重症室。
這種以警方主導、掩蓋真相的治理方式，在2019年持續半年的香港當局應對民眾「反送中」運動中同樣出現，其反面效應也頗有相通之處，再一次暴露了中國地方治理的固定套路。
如同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的治理主義路線終於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後破產，武漢地方治理也因瞞報而拖延、最終加速了疫情爆發而告失敗，需由中央政府在1月20日緊急介入，調派軍隊衛生力量介入，一場地方性的公共治理危機正逐漸演變為超過2003年「非典」規模的全國性治理危機。
隨著武漢肺炎的擴散，武漢當地的感染者以超過「非典」的感染率急劇上升，或數以萬計的「武漢病人」蜂擁向武漢各家醫院，武漢醫院的重症病房、隔離病牀、接診能力、確診試劑、日用口罩、消毒耗材、以及醫療人員的體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負，瀕臨崩潰，病患和醫療系統雙方均處在巨大的壓力下，均轉向全國公開求助。
社交媒體流傳著雙方各自的悲催畫面，有病患排長隊候診、頻現街頭倒下，也有醫護人員在除夕夜就著簡陋飲食嚎啕大哭、精神崩潰。這種公共衛生癱瘓的情形，似乎一夜間擊碎了過去八年間中共努力塑造和民眾所迷信的大國崛起形象。
更具表演性的，則是2020年1月26日上午在武漢召開的政府新聞發佈會，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三位官員，省長王曉東、市長周先旺和省府秘書長別必雄，一同上演了一場「穿幫」的政治秀。
公眾認為，他們以貧乏的語言、錯誤的數字、省市間相互的推責和矛盾，表明在中國的省市地方層級其行政主官至少其公共表現相比17年前的「非典」危機時代有著明顯退步，既無責任擔當，也缺乏基本的對媒體和公眾的尊重。難怪此前兩天有湖北日報首席記者張歐亞在微博上炮轟武漢政府、要求行政主官下台。
在經歷了七年媒體整肅、反覆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運動後，近乎一片哀鴻的湖北新聞界居然發出了直接要求「換帥」的聲音，似乎表明武漢民眾的不滿達到了一種接近「民變」的程度。
而在北京，看到的情形雖然不似銀行擠兌一般的緊張，卻呈現出國家層面的矛盾：一方面是央視春晚的華麗鋪張，另一方面卻是少得可憐的疫情訊息和來得太晚的救援干預，無以安慰恐慌中的疫區民眾和不知真相的全國人民。
在國家的鋪張和國家的吝嗇的兩極之間，武漢肺炎最終演成全國性的瘟疫，數十萬武漢病人和武漢市民在20日倉促封城前夜大舉出逃，連同春運期間離開的總共500萬市民，在各地圍堵下被迫四處遊蕩，成為國家內部的「武漢難民」，或者遭受「定點清理」一般的追獵，被迫住進各地的「武漢隔離營」。
在疫情上升的關鍵一周，也就是1月11日後的一周，這一周疑似病例呈平台狀靜止。 1月初，很多因素就已經被包括筆者在內的公共評論者預警。 評論者警告，此次新型病毒，會因其更長的潛伏期、更強的傳染性和較低的致死率，及武漢特殊的高鐵樞紐位置、春運高峰的到來，和湖北、武漢官員們忙於地方的「兩會」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政治學習，而使武漢肺炎的危害超過2003年的「非典」危機。
但是北京的情況並不比武漢好多少。筆者從去年12月初就注意到，在2019年先後經受了香港民眾的持續抗議和誤判、新疆人道主義危機、台灣選舉民進黨獲勝、和中美貿易戰等一連串打擊之後，北京官僚們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進退失據。他們昔日的傲慢彷彿一夜間消失了，而北京這一微妙的政治氣氛變化正是武漢肺炎在武漢開始蔓延的同時。
北京方面考慮更多的似乎是確保劉鶴副總理順利在美簽署貿易協議，避免節外生枝，也難怪武漢市長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令人驚訝地推卸瞞報責任，暗有所指。事實上，在劉鶴簽署協議後、1月20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前的關鍵一周，中國的兩位最高領導人卻分別身處緬甸、雲南和青海西寧。
中國公眾對武漢肺炎仍然處於麻木狀態，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則以「內緊外松」的政策對付。 有武漢市民報告說，武漢機場直到20日之前沒有設立任何疑似病人的甄別措施，武漢地方官僚的怠政現象同樣存在於中央政府的行政退縮。
2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專門防疫領導小組後，並未立即公布小組長人選。直到兩天後李克強總理前往武漢視察災情，公眾和外界才得以獲悉他才是這個小組的領先負責人，且向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位階遠遠低於習近平親任組長、凌駕於政治局之上的其他二十餘個領導小組。似乎，圍繞領導權，習近平和國務院之間、政治局常委之間的討價還價和權力爭奪貫穿著疫情上升和爆發，無形中繼續延誤著決策和應對。
而且，中共中央的宣傳與網管部門繼續下發內部指示，要求「以70週年精神抓輿情管控、要求快速處置有害信息賬戶、多發佈增強信心的稿子」，與武漢地方當局最初嚴控災情輿論同出一轍，並未汲取武漢地方治理的失敗，更與知識分子們呼籲放開媒體管制、放開社會管制、放開慈善和社會救助管制的呼聲相去甚遠。
官方指定的救助機構紅十字會，則被質疑一如既往的傲慢和官僚主義。紅十字會要求民間捐助以金錢為主，接收境外自發捐助則要求按照中國標凖且收取手續費。還被公眾發現，在實際下發物資過程中效率低下。有來自武漢醫護人員的抱怨稱紅會轉交物資質量低劣，遠不如他們直接獲取的民間捐助物資。
如此種種，都不能不讓公眾對可能持續半年的武漢肺炎災情報以普遍的悲觀、對北京的危機應對投以不信任和不滿。
有北京觀察家指出，「從2019年底迄今一個月以來武漢肺炎的大規模擴散和治理失敗，全面檢驗了習上台以後的行政體制和軍隊改革、以及黨組織以革命化為掩護所樹立的忠誠體制，證明其應對『新常態』之外公共風險的低效和僵硬，不僅導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敗，也讓社會和人民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以2020年為轉折點，即使習近平的權威得以保持、中國的社會結構保持不變，習近平未來的執政道路和中國未來的民族主義崛起，也都可能因為武漢肺炎的全國性危機而遭受重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