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出生足歲，我母親被負義遠走的丈夫背叛、帶著兩歲半的姊姊和我成為單親媽媽，在這漫漫長長的年月裡遭逢的愁怨與不平，我以為我是這片土地上活得最堅韌的人。
21年前，一九九五年九月，還有一個人正開始我至今無法共感的痛苦。但我卻是在21年後的今日才聽見他的名字，徐自強。
某天餐桌上他的名字被提起，而且他的故事被拍成紀錄片，對方還說很難想像他的人生怎麼辦。對方是位我十分「敬重」的人，竟說他很難想像他的境遇，這完全激起我要推翻這句說法的挑戰意識，想像應該沒有什麼樣的痛苦是我無法體察的。
一查不得了，他竟是冤獄16年纏訟21年的悲慘人生苦主，身為懷抱質疑與批判主義的記者，開啟了漫天蓋地的搜查線，約五天，理論與實務經驗都無法負荷的我，認輸，他確實該奪得21世紀金痛苦獎。但無罪定讞在去年十月落幕了，而這份「殊榮」頒發者只能是永不認錯的國家與司法，那麼我能做的，只是在每一晚下班後看著電腦螢幕的他愴然涕下。
但是難道這個人冤枉的時光就這麼白白冤枉？還有多少像我一樣的22歲青年毫不知情？而曾經被冤枉的人都知道，目擊者越是知情不報就越加重冤枉強度，我受不了無能為力的自己。
臉書一搜出現了法律白話文專頁在宣傳「徐自強的練習題」紀錄片播映座談會，我決定當面約訪這位我認為必須專題報導的人物。
初次見面，我懷疑這個人是我從各種資訊媒介管道看見的他的模樣：明明就是同一張臉孔啊，怎麼好像不是我讀過的那段人生該有的面容！
他根本還不知我的來意、但就掛著笑容迎向我，走往茶水間泡了熱茶給我說進去休息室聊，接著他一口答應我的邀訪並問我：那你想做什麼？
不知道是突然了結心願般的鬆懈還是功課做得太貪心，突然不知道該從何講起，才不會顯得他的痛苦我其實怎麼也無法真實同情共感。
紀錄片結束的開燈瞬間我順勢抹去眼頭積著未落的混亂，面對五花八門的反芻他沒有執著地要求同情或信任，座談會結束已逾十點、他要趕車回桃園，但回頭給了一個下次見的淺笑。
約好的採訪日到了，阿強沒有因為我遲了15分鐘面露慍色，又拿了杯此時還在恍惚的我最需要的熱開水前來。其實有點刻意想遺忘那天的殘忍，只記得鏡頭架設好後，我不斷挖鑿著他生命中晦暗無光的21年，他只是不斷用細語呢喃太痛苦了，找不到言語說明。主管曾傳授幾招採訪哲學，例如人物專訪最難的問題一定擺最後、如果氣氛太低迷就挑些輕鬆的題目和強度重的題目交叉提問，但是派不上用場，因為每一道提問都很難，開口的本身就足以讓我顫抖。聽見他有時又感激無限地聊著自發救援他的民間司改會，就像是他珍惜著細數那些他有多幸運的囈語，我有點害怕我也苟同了他的命運，忽視他不明所以的冤屈，而夥同國家殺人機器對他的倖存進行詭辯。
他說他怨過當初的平凡，讓人誤以為罪
平凡是罪嗎？在功利主義文憑至上的台灣，是。
他說他討厭司法
但身為司法犧牲者，他卻決定用一生代償司法的罪。
訪談進行了逾一鐘頭，影像紀錄了逾一鐘頭。我卻仍像個想用一分鐘看完一部長片大肆演說的小孩自恃其能，可惜這不是故作抑鬱的文藝片，而是殘忍地不忍直視的人生紀錄片。結束訪談我忍不住向他道歉：抱歉得再次憶起遭遇的那場恐怖，我知道即便真有什麼說來好聽的理由都顯得冠冕堂皇。他說：沒關係，只要有更多人聽見，再多講一次都沒關係。
後來他為了我說想拍攝的一段畫面，在偏遠的鄉間暗路來回穿梭，沒有暴露任何不耐，反擔憂起路途陌生的我找不找得著回家的路。
一路上的話題來來停停，沒有刻意想刺探什麼個人資訊，但他總不經意透露那些日常的平淡，有時像主跑社運無奈止於同溫層的熱血青年、有時像給予開放性意見的職場前輩，有時又像我也從沒擁有過的父親乍現，我想，如果能不平凡一些，他會是位平凡的好爸爸，但若這就是不平凡的代價，也未免對他太殘忍些。
我凝視了一場篩去堅硬、俯拾柔軟的歲月。
但在我面前的，仍是位48歲的少年阿強。
實驗證明，這項痛苦指數挑戰不存在，沒有人能夠完全同情共感另一個人生，所以身為人，更要成為人，別誤以為是做了神的審判，哀矜而勿喜。
我要謝謝告訴我徐自強三個字的林孟皇法官，才不致繼續用無限上綱的嫉惡如仇報復那些表面看來的不正義，而拋棄了思考對待一個人該有的正義及尊嚴。
我要愧疚於自我控訴不幸的人生，其實你沒那麼悲慘崎嶇，而且幸運無比。無需欣羨垂手可得一切資源，值得敬重的本該是生命本身，而不只是幸運擁有好背景好學識好人脈的人生。
我被一個纏訟21年、冤獄16年、發動釋憲救援，還自稱幸運的人振奮了對生命價值的敬意。
如果你聽見了，請讓正義繼續流傳在這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