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戈恩。（圖／REUTERS）
2019 年 12 月一個寒冷的夜晚， 10 點 30 分，一位全球汽車業前巨頭躺在飛機上的一個箱子裏，等待逃離日本。
「飛機原定於晚上 11 點起飛，」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回憶道。
「在飛機上的箱子裏等待起飛的 30 分鐘，可能是我一生中經歷過最漫長的等待。」
現在，這位日產和雷諾前老闆，首度詳細描述了他的大膽逃亡。
他接受 BBC 獨家採訪時，講述了如何偽裝自己在東京街頭悄悄溜走，為什麼選擇一個大型音樂設備箱，通過偷渡離開日本，以及當他最終降落在祖國黎巴嫩時的興高采烈。
「令人激動的是，我終於能夠講這個故事了，」他說。
戈恩先生於 2018 年 11 月，因日產（Nissan）指控他少報年薪和濫用公司資金而被捕，他對此予以否認。
當時，戈恩先生是這家日本汽車製造商的會長，同時還是法國雷諾（Renault）的主席，以及兩間汽車製造商和三菱（Mitsubishi）組成三方聯盟的老闆。
他在日產實行成本削減，起初備受爭議，但最終被視為拯救了這家汽車製造商，因而備受尊重和認同。但他堅稱，他是在日產反擊雷諾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時的犧牲品。雷諾目前仍然擁有這家日本公司 43% 的股份。
Storyville紀錄片系列《卡洛斯‧戈恩最後一趟飛機》（Carlos Ghosn: The Last Flight ） 詳細介紹了他的非凡崛起和突然殞落， 該片7 月 14 日起在 BBC 4 播出。
戈恩先生描述三年前在東京機場被捕的那一刻：「這就像你被一輛公共汽車撞到，或者發生了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對這一刻的唯一記憶是震驚、冰凍的創傷，」他說。
戈恩先生被帶到東京的拘留中心，他要身穿囚服被關在牢房裏。「突然之間，我不得不學會在沒有手錶、沒有電腦、沒有電話、沒有新聞、沒有筆的情況下生活，什麼都沒有，」他說。
戈恩先生在被保釋後，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被關押或軟禁在東京。當時尚不清楚審訊何時進行，他擔心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如果在一個定罪率為 99.4% 的國家被定罪，戈恩先生將面臨高達 15 年的監禁。
在被軟禁期間，戈恩先生有一次被告知不允許與妻子卡羅爾有任何接觸，這讓他下定決心尋找出路。
「根據計劃我不能露臉，所以我必須藏在某個地方，」他說，「我能被隱藏的唯一方法就是躲在一個盒子或在行李箱裏，這樣沒人能看到我，沒人能認出我，這個計劃就能奏效。」
他說，使用通常裝有樂器的大箱子的想法「是最合乎邏輯的，尤其是在這個時期，日本有很多音樂會」。
但是，曾經在日本如此有名，現在則臭名昭著的人，如何能夠從他在首都的家中，到達機場並逃脫？
戈恩先生說，計劃是在當天盡可能正常行事。「這應該是正常的一天，我穿著正常的衣服正常走路，態度正常，突然之間，改變一切。」
戈恩不得不將他多年來作為全球汽車行業知名高管穿的西裝，換成更休閒的西裝，並考慮了牛仔褲和運動鞋。
「你可以想象我必須去我從未去過的地方，買我從未買過的衣服，」他說，「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自己有最大的成功機會，並且絶對不能引人注目。」
戈恩先生從東京乘坐子彈頭列車前往大阪，一架私人飛機正在當地機場等候起飛。但首先是箱子，它在附近的一家酒店等著戈恩先生。
「當你進入箱子時，你不會考慮過去，也不會考慮未來，你只考慮當下，」他說。
「你不害怕，你沒有任何情緒，但要高度集中，這是你的機會，你不能錯過。如果你錯過，你將付出生命的代價，可能要在日本過上當人質的生活。」
戈恩先生被兩名偽裝成音樂家的男子從酒店運送到機場。
戈恩先生估計在箱子裏待了大約一個半小時，感覺好像持續了「一年半」。
私人飛機凖時起飛，戈恩先生終於擺脫了他的束縛，飛了一夜，在土耳其換了飛機，然後在第二天早上降落在貝魯特。
黎巴嫩與日本沒有引渡條約，因此戈恩先生被允許留在那裏。
然而，美國人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和他的兒子彼得（Peter）已被美國移交日本，他們因幫助戈恩先生逃亡，而面臨三年監禁。
同樣面臨牢獄之災的還有戈恩先生在日產的前同事格雷格·凱利（Greg Kelly），他因涉嫌幫助前任老闆掩飾收入而在東京被軟禁。凱利先生否認這些指控。
那些留在日本的人怎麼辦呢？
戈恩先生說：「有人告訴我，格雷格·凱利的審訊可能會在今年年底結束。天知道審判結果是什麼，正如我所說，這是一個虛假的原因。」
他補充說：「我為日本人質司法系統的所有受害者感到難過，他們所有人。」
先鋒，有遠見，自負，局外人。
這位半黎巴嫩裔、半巴西裔的世界公民，擁有以上特質。
他的生活更像是一個國家元首，而非行業領袖。他說，在凡爾賽宮的一次公司聚會上，巧合是他 60 歲生日，他與穿著前革命服裝的侍應生一起進入會場。
作為雷諾和日產的同時負責人，他充當著避雷針式的角色。日產的人擔心他以法式政變般去拯救一家傳統日本企業。雷諾的人不喜歡他避開建制，並經常在巴黎的雜誌頁面上出現。
任何全球首席執行官都必須對政治上的細微差別保持敏感。卡洛斯‧戈恩在日產工作了近 20 年後，對自己在東京被捕完全措手不及，這一事實表明他已經和他試圖拉攏的組織失去聯繫。
他的故事包含了一切：狂妄自大、企業和全球政治以及堪比好萊塢電影的逃亡者。他堅稱自己是被視為有罪，而並非犯罪者，他正在與律師合作，為自己脫罪。
在那之前，他仍然是一條小池塘中，過去的大魚，在可預見的未來，會繼續流亡並由貝魯特武裝人員看守。
這並非他在這部非同尋常的戲劇中期待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