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理，芬蘭歷史上第三位女總理，領導著一個全女性內閣。（圖／BBC）
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年前上任，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領袖，然後組建了聯合政府，內閣部長們清一色女性，目前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執政第一年，遭遇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馬林政府的應對疫情的果斷、冷靜，以及她在這期間展示的領導力，都受人讚許。
不過，還是有少數群體發出跟主流不那麼協調的聲音：他們的問題是馬林總理及其不合常規的背景是否真正有助於對於推動「落後的」法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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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理辦公室到會議廳相隔不到200米。那天，她步行到那個會議廳主持芬蘭政府的「平權計劃」（Equality Programme）工作會議。那是她八月份結婚、度蜜月之後回去上班的第一周。
她的婚禮全球矚目。馬林在 Instagram上貼了那張傳遍全世界的婚禮照，新郎馬庫斯·拉孔恩（Markus Raikkonen）是她16年的伴侶，女兒愛瑪（Emma）的父親。
這張甜蜜婚紗照在波羅的海濱的總理府拍攝，公開之後被所有媒體的政治編輯、時尚博主和大中院校學生們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
數十名記者聚集在芬蘭政府辦公和開會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建築（House of Estates）門口等候。
馬林在女保鏢陪同下出來見記者。她說：「我事先不會凖備好要說什麼話。他們會問各種問題，我就照實回答。」
總理剛讀完蜜月回來，是不是有很多關於她個人生活的問題？
「沒有。他們關注的是重要問題，我們現在面臨很多大事。也許最後他們會問（個人生活問題）。」
那天，有些記者戴著口罩，有幾個舉著帶伸縮桿的麥克風。總理從台階另一頭走過來時，所有的人立刻進入工作狀態，全神貫注。
她說得沒錯，芬蘭記者們問她的問題都是關於重大事務的。
她是與會者裏第一個到達會場的。
「平權計劃」工作會議開了4個小時。會開完後，馬林又出去跟等在外面的記者交談。
她是與會者裏最後一個離開的。
https://twitter.com/TNiskakangas/status/1203729511658995713
婚紗照是馬林第二張被網民瘋狂轉發的照片。第一張是2019年12月，她出任總理首日跟內閣同事們的集體照。她當選時是芬蘭最年輕的總理，34歲。
她的內閣部長們都是女性。聯合政府由五個政黨組成，內閣成員中只有一人年齡超過34歲。
馬林站在內閣部長們中間，面對人頭攢動的攝影記者，開口直言，她代表年輕一代，對國際媒體的關注表示歡迎。她說，這是向世界展示「我們芬蘭人是什麼人」的機會。
這句話傳遞的信息超越了傳統的政治圈，傳到各行各業民眾的耳中。
吉他樂手湯姆·莫雷羅（Tom Morello，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樂隊）把聯合政府內閣全家福照片貼到自己的Instagram頁上，註明桑娜·馬林是他所在的美國搖滾樂隊的粉絲。她也以千禧一代的典型風格作了回應 — 給那個貼子點了個讚。
至於各地媒體，看標題就一目了然：「芬蘭女性主義成熟了」、「芬蘭國會：性別平等的先驅」、「女性主宰：我們就在等這個」。
也有性別歧視意味滿滿的諷刺圖像，畫面上一群婦女一邊集體泡著桑拿一邊做決策。
從許多方面看，這樣一個聯合政府的出現屬於萬事俱備，應運而生。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個國家可以變成《神奇女俠》（Wonder Woman）影片中的神力女超人島那樣的女性主義烏托邦，那就是芬蘭。
1906年，芬蘭賦予女性完整的選舉投票權和競選國會議員的權利，開世界先河。芬蘭女性在那之後享有的參政從政權利和社會地位，絶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女性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開始陸續獲得。
1907年，19位芬蘭女性當選國會議員。2000年，芬蘭民眾選出史上首位女總統，塔麗婭·哈洛寧（Tarja Halonen）。2003年，安內莉·耶滕邁基（Anneli Jaatteenmaki）當選芬蘭首位女總理。
2019年12月，時任芬蘭總理安蒂·林內（Antti Rinne）因處理郵政系統罷工表現受到批評而辭職，馬林所在的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推舉她接任。
這項任命使她成為芬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家領袖。誰都無法預測等待她的會是什麼。
2020年3月11日，馬林就任總理大約三個月之後，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新冠肺炎爆發是全球傳染病大流行。不過，馬林和她的內閣在病毒來襲之前已經做好迎敵凖備。
3月16日，芬蘭不光全國封鎖抗疫，還啟動了緊急狀況法，賦予政府掌控工資和強制開工生產的權力。這個法律上一次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用過。媒體對政府再度啟動緊急狀態法提出批評，但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大部分支持這個決定。
政府對公眾的一個要求非常明確：盡量待在家裏。任何人只要出現輕微的感染症狀，就應該去做測試。國內的實驗室、醫生和診所定期召開網絡連線會議，協調行動計劃。
桑娜·馬林和內閣部長每周輪流主持疫情通報會，回答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提問。她們還開兒童專場，專門解答孩子們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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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受到各方讚揚。人們把她跟台灣、德國和新西蘭的女性最高領導人相提並論，後來還引出是否女性領導更善於處理危機的討論。
她對BBC表示：「也有男性領導的國家抗疫做得很好的。我不認為這與性別有關。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做得好的國家有什麼經驗可供汲取的。」
芬蘭人口550萬，新冠病死人數370多人，死亡率大約是十萬分之六。英國的新冠死亡率是它的十倍以上。
馬林說：「我覺得芬蘭學到的經驗之一是聽取科學家的意見來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識很重要，面對不確定的局勢必須果斷 — 我認為這也非常重要。」
「我們的社會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民眾信任政府，他們信任民主秩序。」
到了6月，芬蘭提前結束了緊急狀態法的實施。
但是，聯合政府受到了另一個打擊：內閣中最年輕的一位，中間黨黨魁、33歲的副總理卡特麗·庫爾穆尼（Katri Kulmuni）因財務醜聞辭職。她的職務9月份由另一位中間黨女性安妮卡·薩里科（Annika Saarikko）接任。
表面上看，聯合政府依舊團結如初，但私下卻存在不少分歧。
屬於左派聯盟黨的教育部長，33歲的麗·安德森（Li Andersson）說：「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隨心所欲。」
「有時會出現這種緊張狀況，必須關起門來，相互妥協。我覺得，有些人會說因為你是女人，所以你會制定某種政策，或者說你們一群女人之間更容易達成一致，諸如此類的。真實情況未必如此 。」
馬林還是個十來歲少女的時候，絶對想象不到自己將來會跟丈夫和他們兩歲的女兒一起住在風景如畫的Keseranta (夏日海灘）總理官邸。
她說：「政治和政客跟我離得很遠，他們生活在跟我的世界完全無關的另一個世界。」
2016年，她在一則博客中寫道：「和許多芬蘭家庭一樣，我的家庭有很多傷心事。」
她小時候住在芬蘭西南部一個叫皮爾卡拉（Pirkkala）的小鎮，由母親和母親的女友撫養長大。
她說，那是個「彩虹」家庭，但財務一直比較拮據。她的母親在孤兒院長大，她父親酗酒。父母離婚後，母親領福利救濟。桑娜·馬林很小就開始打工貼補家用，主要是在零售業打雜。
她早年也沒有顯露出眾的才華和潛力。她的高中老師記得，當年馬林就是個表現平平的普通學生，但有一點與眾不同，就是她15歲時會請老師給她布置額外的家庭作業， 目的是提高考試成績。
她的政治覺悟，據她自述，發生在20多歲的時候。當時她開始思考如何改變自己和周圍的人的生存狀態。
這也是馬林政府推出的「平權計劃」（Equality Programme）背後的動力。這個計劃中包含了鼓勵家長平等分擔育兒責任的政策，還包括打擊家庭暴力、縮小男女薪酬差距，以及提高貧窮家庭和移民家庭子女教育成效的措施等內容。
另外還包括《變性法》（Trans Act）的改革。按照這部法律的現行規定，變性人如果申請法律認可自己的性別更改，必須先接受多年的精神健康檢查，而且必須接受強制的絶育手術，除非本身已經絶育。
她說：「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性別認同。這個計劃支持這一點。」
那麼，她認為男變女之後的變性人，是女性嗎？
她的回答很乾脆：「確定別人的性別不是我的工作。那是各人自己的責任。我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變性人權益活動人士多年來一直在游說，推動「陳舊落後」的《變性法》修訂。他們中有些人懷疑本屆政府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
權益活動人士凱斯珀·奇維斯托（Kasper Kivisto）說，以前歷屆政府都嘗試過對這部法律加以修訂，但在保守陣營的壓力下都敗下陣來。
他與本屆聯合政府有過接觸，向政府提供建議。
「我們有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但僅僅如此那只不過是個象徵。這個國家的政府背後必須有一個與之相配的系統提供支持，這樣才可能導致變革。」
現在，聯合政府背後的五個政黨都支持修訂這部法律，明年法律修訂案就將提交國會審議。
桑娜·馬林說：「芬蘭歷來都是聯合政府，所以，我們對不同政黨和意識形態之間相互妥協、尋求共識早已習慣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強項，但並不是完成任務速度最快的一種安排。」
2020年4月，馬林政府抗新冠疫情成績出色，民意調查顯示她的支持率達到85%。她自己則表示通常不關注民意調查。
也有批評聲音。美國興起「黑人生命也是命」（BLM，「黑命貴」）運動，芬蘭一些非裔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詬病「平權計劃」，指出這個計劃涵蓋了各方面的不平等問題，卻漏掉了有色人種群體，而這個群體是對不平等現象感受最深的。
2019年，歐盟理事會發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非裔芬蘭人有63%經常性地受到種族主義騷擾。這個比例是歐洲最高的。
目前，芬蘭國會議員中只有一名黑人，貝拉·佛斯格倫（Bella Forsgren）。
芬蘭綠色聯盟黨領袖，瑪麗亞·歐希薩洛（Maria Ohisalo）認為， 政府確實需要在推動公共生活領域的多元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她說：「歸根到底，五名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女性並不具有最強的代表性。如果認真考量，那麼我認為還談不上平等。」
桑娜·馬林說：「家庭背景確實仍舊在左右我們人生道路上的機遇和可能性，而那也的確是不應該的。」
但是，她補充說，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她一個人的職責，而是所有芬蘭人的職責。
「我們大家都必須集中精力讓這個計劃變成現實。這正是我做為總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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