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9年，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寫道，公民政府的起源，是因為「人們無法從根本上救治自己或他人的靈魂之狹隘，（這種狹隘）導致人們舍遠圖近」 。休謨相信，政府機構——比如政治代表和議會辯論，有助於緩和我們衝動、自私的慾望，促進社會的長期利益和福祉。
在今天看來，休謨的觀點似乎是一廂情願，因為我們的政治制度顯然已經變成了短視泛濫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短視的良藥。很多政客除了下一屆選舉幾乎無所在意，所關注的也僅限於最新的民意調查或網絡輿論。政府往往更偏向權宜之計，比如把罪犯關進監獄就算了，而不解決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原因。在地球升溫、物種滅絶之際，各國在國際會議上爭吵不休，只盯著短期利益。
當新聞媒體一周7天、一天24小時不間斷報道英國脫歐談判的最新進展，或對美國總統的即興推文喋喋不休時，現代民主政治的短視昭然若揭。那麼，有沒有針對政治短視的解藥，能夠長遠地考慮後代子孫的利益呢？
先從這個問題的本質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當今的短視政治是社交媒體和其他數字技術造成的，是它們加快了政治的節奏。但是，政治對「當下」的執迷，有著更深層次的根源。
一個問題是選舉週期，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設計缺陷，導致政治週期短暫。為了在下一屆選舉中贏得選民的支持，政客可能會提出誘人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忽略長期問題，比如應對生態毀滅、養老金改革或兒童早期教育投資，因為這些問題不會為政客直接贏取政治資本。早在上世紀70年代，這種目光短淺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稱為「政治的景氣循環」。
▲因為氣候議題無所作為，瑞典少女桑伯格激勵了一代小學生罷課抗議。（圖／Getty Images）
此外，特殊利益集團，特別是企業，利用政治制度為自己爭取短期利益，並將長期成本轉嫁給社會其他群體。無論是資助競選活動，還是耗資巨大的游說，企業對政治的入侵和操控都是一種全球性現象，導致無法形成和實施長遠的政策規劃。
政治短視的第三個原因，也是最深刻的一個原因，是代議制民主系統性地忽略未來人的利益。未來公民沒有任何現世的權利，在絶大部分國家沒有代表未來公民利益的機構，即使今天的決定無疑將影響未來公民的生活，他們也無能為力。這是一個巨大的盲點，但我們卻幾乎注意不到。
在10年間，我作為政治學家專門研究民主治理，但從沒想過我們的子孫後代會像過去的奴隸或婦女那樣被剝奪了權利。但這就是現實。這也正是全球成千上萬小學生在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鼓舞下罷課遊行，要求富裕國家減少碳排放的原因。他們擁有民主制度，卻被剝奪了發言權，現世的政治並沒有考慮他們的未來。
雖然不舒服，但我們需直面現實。現代民主，尤其是富裕國家，能夠殖民未來。我們把未來當成一個遙遠的、沒有人的殖民地，在那裏我們可以任意「傾倒」生態退化、技術風險、核廢料和公共債務，隨意掠奪。英國18、19世紀殖民澳大利亞時，利用「無主地」的法律原則來為自己進行殖民統治辯解，無視原住民的存在和土地所有權。今天，我們的態度也像對待「無主地」一樣，把未來當作「空白時間」，無人居住、無人認領，任憑我們主宰。
▲庫克船長以英國政府的名義佔領新南威爾士，1770年。（圖／Getty Images）
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視並停止盜竊後代的權利，後者是導致我們對未來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所在。我認為，做到這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政治挑戰。
有人認為，民主根本就是短視的，因此依靠「善良的獨裁者」或許會更好，他們能夠代表我們所有人，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人類面臨的多重危機。英國著名天文學家里斯（Martin Rees）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稱，面對氣候變化和生物武器擴散等長期嚴峻的問題，「只有開明的專制君主才能推行安全度過21世紀的措施」。在一個公開論壇上，我曾問他是否真的把獨裁作為應對短視的政策處方，並暗示他也許是在開玩笑，他回答說，「實際上，我是半認真的。」然後，他給出中國的例子，證明專制政權在長期規劃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功。這從中國對太陽能的持續巨額投資便可清楚看出。
在場的人中點頭者出奇得多，但不包括我。歷史上長期保持善良和開明的獨裁者的例子即使有，也很少（比如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此外，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專制政權在長遠考慮和規劃方面比民主政權做得好。比如，瑞典沒有專制君主，但瑞典設法做到了近6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僅為26%。
也許有辦法重塑代議制民主，以克服目前的短視政治。實際上，有幾個國家已經開始為未來公民賦權的開創性實驗。比如，芬蘭議會設立了一個未來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Future），負責審查立法對後代的影響。在2001年至2006年期間，以色列開設名為「下一代權利監察專員」（Ombudsm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職位。但後來，因為被認為權力太大，導致立法延遲，該職位被廢除。
當代最著名的例子也許是英國的威爾士。威爾士設立「下一代權利專員」（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的職位，是 2015年《造福子孫後代法案》（Well-be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ct）的一部分，由蘇菲·豪（Sophie Howe）擔任。此職位是確保從環保到就業等領域的公共機構在制定政策時至少要把眼光放到30年後。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士呼籲出台一個覆蓋整個英國的類似法案。這個想法可能會受到新成立的議會跨黨派下一代小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歡迎。該小組成立於2018年，得到了身兼上議院議員的里斯的支持。顯然，里斯仍對此民主程序有一定信心。
然而，這類行動因為過於改良主義且無法根本改變政府結構而遭到抨擊。加拿大資深生態活動家鈴木（David Suzuki）提出更激進的替代方案。他希望用隨機選出的公民議會取代加拿大的民選政客。公民議會將包括普通無黨派加拿大人，每人任期6年。在他看來，這種類似於政治陪審團形式的議會能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和物種多樣性消失等長期問題，解決政客只關心下屆選舉的問題。
但是，由當代公民組成的議會真的能夠站在子孫後代的角度，代表他們的利益嗎？日本出現名為「未來設計」（Future Design）的運動，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在京都人類與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的政治學家西條辰義（Tatsuyoshi Saijo）領導下，該運動在日本各市舉辦公民集會。一組參與者站在當代居民的角度，另一組想像自己是2060年以後的「未來居民」，後者甚至會穿上特殊的服裝來想像穿越時空。
多項研究表明，與現在的城市規劃相比，「未來居民」設計的城市規劃更激進、更進步。最終，該運動的目標是成立一個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未來部（Ministry of the Future），並在所有地方政府機構中設立未來廳（Department of the Future），用未來公民議會的模式制定政策。
「未來設計」的靈感部分來自美洲原住民遵循的第七代原則（Seventh Generation Principle）。該原則要求相關政策將第七代後人（大約150年後）的福祉考慮在內。
這種原住民思維也引發了美國一場重要訴訟。在這起訴訟中，年輕人主導的組織「孩子的信任」（Our Children's Trust）試圖為當代和後代爭取穩定的氣候和健康的空氣。這起案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原告都是十幾歲或2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故意推行導致未來氣候和公共資源不穩定的政策，因而剝奪了他們未來的憲法權利。正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環境法教授卡爾森（Ann Carlson）最近對網絡媒體Vox所說的那樣，「這就是讓孩子做原告的聰明之處……他們討論的是地球的未來。」
如果勝訴，這將是一起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最終將使未來公民獲得權利。
所有這些舉措加起來，說明了什麼呢？我們正處在一場歷史性的政治變革之中。顯然，為子孫後代爭取權益的運動正在全球範圍內興起，並在未來幾十年內隨著生態毀滅和技術風險加劇而逐漸成長。夢想出現善良獨裁者不是解決長期危機的唯一選擇。從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到18世紀代議制民主興起，民主出現了多種形式，也經歷了多次重塑。
下一場民主革命將是為後代爭取權益、停止掠奪未來資源的革命，它很可能已經出現在政治地平線上。
羅曼·克茲納里奇是一位公共哲學家兼前政治學家，也是全球首家同理心博物館（Empathy Museum）的創始人。他目前正在寫一本關於從長計議的力量的書。本文發表於2019年3月，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