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個世紀，1997年，正在當兵的王瑞豐被控結夥搶劫，他被上手銬、戴腳鐐，接著被判5年。他入獄，不斷喊冤。
出獄後他結婚生子，擔心影響工作，轉而沉默。年復一年，總統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換到蔡英文，直到去年，憲法法庭的一紙判決，忽然逆轉一切。
今年3月，法院改判王瑞豐無罪。此時的他已年近半百，曾為他四處奔走陳情的母親，也在去年過世。受訪時，他不斷重複著這句話：「我要怎麼去證明我沒有做一件事？」
安靜的法庭上，審判長宣判，說出關鍵的2個字：「無罪。」只見王瑞豐倒吸了好大一口氣。
那2個字，他等了27年。離開法庭後我們問他，當時感受如何？他答：「很激動，有點眼眶泛紅。」一旁的妻子補充，為了今天，王瑞豐已好幾天沒睡好，夫妻兩人今天特地請假來聽宣判。
宣判後，我們在法院附近的咖啡店採訪王瑞豐夫妻，寬敞明亮的店裡，王瑞豐說話慢，話也不多，每一句都短。偶爾妻子在一旁聽得都急了，忍不住替他補充一長串。幾近木訥寡言，不難想像他在法庭上可能的吃虧，何況在面對檢察官、法官時肯定更緊張。
1997年王瑞豐22歲，正在當兵，那是一個普通的休假日，他跟高中同學相約逛夜市，同學姓陳，騎摩托車載他，2人吃完滷味後去剪頭髮，剪完回家。不久，王瑞豐接到陳同學母親打電話來急問：「我兒子今天晚上跟你出去，為什麼回來就被警察帶走？」王瑞豐嚇一大跳，直奔派出所詢問。「我一到現場，警察問我：『你們兩個是一起的嗎？』我說是，他就直接把我抓住。」警察開始做筆錄，做完，警察帶著王瑞豐與陳同學來到一位婦人面前，問婦人：「是不是這兩個？」婦人點頭。王瑞豐與陳同學當場被上手銬。
後來王瑞豐才弄清楚，那晚，婦人騎摩托車載2個女兒，路上被人搶皮包，歹徒一人騎車、一人行搶，婦人追了1公里多，未能追回皮包。但婦人稱有記下車牌號碼，警方查到的車主，正是陳同學。
在派出所，王瑞豐的母親也在場，員警詢問王母是否打算請律師？王母問律師費，得知一個審級約5萬元後，說不用。王瑞豐解釋，家裡是做工的，父親生前開貨車，靠搬運、載送工地廢棄物維生，母親一起幫忙。「聽到那個金額，覺得我家做這種工作，搬一車才多少錢？律師費一次要付這麼多。而且我媽媽想法很單純，我們守法的百姓只要誠實講清楚，警方就會去調查，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不需要動用到律師去打官司。」
他怎麼也沒料到，一切與他以為的完全不同。之後他被移到軍事看守所，換成檢察官訊問，王瑞豐一次次重複著同樣的當晚經歷。沒有用。他被銬上沉重又羞辱的腳鐐，洗澡、睡覺都無法拿下，銬了一個多月。卸下後，「管理員每天都叫我出來蛙跳，跳到後來我移送台南監獄，監獄的人問我是不是有小兒麻痺，因為我被操到只要一蹲下就站不起來，有點肌肉溶解，下樓梯都要人扶，坐著要起身也站不起來，要兩個人攙扶。」
當時軍人仍適用軍事審判。偵查終結，他被軍事檢察官起訴，不久接到通知，法院要開庭了。「我又驚又喜，哇，終於可以把事情釐清。」
王瑞豐原本早忘了那時曾有的期待。他說，因這次法院重新開庭，他在家中翻閱相關資料，翻到早年當兵週記，一頁又一頁回顧。如今48歲的他看著20歲出頭的自己，「我那時候對軍法非常樂觀。」我們便請他第二次採訪時帶著當兵週記，並回到案發地點。當年案發在高雄鳳山，離王瑞豐的住家不遠，他後來結婚另買新房，仍是買在那一區。
當時的理髮院及周邊，如今已拆除改建大樓，但婦人被搶的那條街道，整排房屋仍保持大致原貌，那是一片由短小街巷構成的區塊。王瑞豐說，搶匪當年每騎一小段就得轉彎，婦人追了1公里多，一路上勢必不斷轉彎，婦人載兩個小孩追車，如何確認自己沒看走眼？
當年，王瑞豐接到開庭通知，大喜，想像自己將面臨包青天式的開庭，真相終將大白。卻不是。「感覺很被瞧不起，他們（3位法官）那種看人的態度，像在訊問一個罪犯。檢察官也冷嘲熱諷，我再怎麼解釋都沒用。」
他希望法官去勘驗案發現場，法官認為沒有必要。理髮院老闆娘出庭，證明2人當天確實去理髮，檢察官卻說這是行搶後刻意變裝。王瑞豐無法證明自己沒有行搶，只好證明自己沒有犯案動機，他拿出幾十萬元存款證明，此外他在部隊管帳，他請檢方調查有無虧空公款，結果自然是沒有。
然而這些都不被法院採信。「我要怎麼去證明我沒有做一件事？」採訪時，王瑞豐頻頻重複這一句話。細想確是，人要證明自己有做一件事，不那麼難，反之，要證明自己沒做一件事，就極難了。「無罪推定」因此重要，當執法者戴上有罪推定的眼鏡，所有事證與陳述都可能得出相反的判讀，例如去理髮是為了變裝。
一審，王瑞豐被判6年多。他上訴，二審改判5年。「他們一直說這是重罪，判這樣已經很輕，我說不是輕不輕的問題，我根本沒有做，判幾個月我也不能接受！」他再上訴，案子從軍事法院移轉到高雄高等法院，但被駁回，5年定讞。沒有任何物證，警方搜遍陳同學及王瑞豐家裡，都找不到婦人的皮包與贓款。定罪的依據，是被搶婦人提供的車牌號碼，及婦人的指認。
與此同時，與王瑞豐一起被控搶劫的陳同學，也面臨官司，王瑞豐由軍事法院審判，陳同學則由普通法院審判，一、二審被判1年。
但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覺得有異，將案子退回。又經幾次審判，最後，陳同學改判無罪。判決書寫著，被害婦人說有看到車牌號碼，然而案發是晚上，光線暗，婦人曾解釋有路燈照到車牌，卻也說過是自己的車燈照到車牌，亦曾說10公尺外的超商燈光明亮所致。為此，法官請警方重回現場勘驗，結果，婦人被搶之處並無路燈，超商離婦人被搶處有一小段距離，並非10公尺之近，且超商在街道對面，因此不能排除婦人看錯車的可能。
此外，問題最大的是「指認」。婦人說，被搶的那1、2秒有看見後座歹徒的側臉，後來追車時有看到背影，至於負責騎車的歹徒，婦人則是連側面都未能瞧見。然而，當員警把王瑞豐、陳同學帶到婦人面前，問是否是2人所為？婦人點頭。
依標準指認程序，警方應安排至少6位外型差異不大的人，嫌犯匿於其中，由被害人指認。王瑞豐說：「當警察只帶2個人到她面前，她當然點頭啊，她非點頭不可。」
「指認」在過去就曾釀成不少冤案，一來，執法單位的指認流程有問題，例如王瑞豐這件案子；二來，從理論上的根本疑慮是，許多實驗早已證明人的記憶並不可靠，大腦出錯的可能性不低。雙層疏漏下，若又缺乏其他證據，便可能誤判。早年曾蔚為風潮的測謊，也有類似的雙層可能疏漏。
陳同學平反了，王瑞豐卻判5年，收到入監通知那天，他難以置信。纏訟那幾年，被羈押的他暫時獲釋，退伍、工作，他一直以為被釋放就表示有可能沒事，只需繼續打官司平反。母親在他被羈押後，不得不請律師，他說，與律師的互動不多，「時間到了就去開庭，開庭前會跟我講一下今天法官可能問什麼。我問勝訴機率，他說一半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