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性私密影像遭到外流的受害者而言，前往派出所或警局報案往往又是另一種折磨。曾陪同多名受害者報案的吳振維發現，受害者報案時，經常遭受第一線男警員輕浮的態度與言語，近期他協助受害者報案時，便遇到員警不斷追問受害者：「哪些工作需要拍這種照片？」「不拍不就好了？」語氣令受害者感到難堪，也暗示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案子，「受害者99%是女性，絕大多數的男性（警員）難以體會性私密影像受害者的處境和傷害的嚴重性。」吳振維說。
▼受害者報案時往往要揭開痛苦傷疤。（示意圖／pexels）
受害者想捍衛自己的權利，還須經過漫長反覆的報案過程。同一份外流、未經同意的性私密影像檔案，受害者不是報案一次就能結束，只要再次被外流，或外流至其他平台，就需要再次報案。吳振維時常陪受害者往返警局，顯得很無奈，「（受害者）每面對一次，必須承認自己就是影像中的人，甚至僅是得知，對她們都是2度、3度傷害。很多受害者報完案後就不再想管了，只想脫離這些令她極度痛苦的事情與環境。」
▼受害者在報案前都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示意圖／pexels）
多數受害人也對警察機關難以信任。在第一線的警察機關，甚至也有交換這些非法影片的犯罪者。今年7月，屏東縣里港分局員警劉汶燁便涉嫌在創意私房販售偷拍影片，其利用職務之便，使用警政系統查詢影片女主角身分，並傳送身著警察制服照片取信對方，獲取大批情色影片。本案聯繫到的當事人，也曾被這名警員查詢過身份個資，包含身分證字號，這樣的犯罪行為令她們很恐懼，更難信任他人。
▼現行制度及環境皆須改善，幫助受害者更良善的處理。（示意圖／pexels）
要防止數位性暴力犯罪仍仰賴制度的改善。在不少場合，台北市婦幼隊警員張坤憲曾多次提出警政單位成立數位性犯罪專責單位的構想，除了補強婦幼隊人力外，還需提升人員專業度，「婦幼案件除了偵查技巧之外，還要跟社政合作、跟人溝通的能力，婦幼法令、專業知識真的太多了，不是那麼好入門，」他也補充，「其實我們跟警政署講過，北區聯防區域大概只要12個真的很專精的人，就可以handle整個北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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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鏡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