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醫美診所錄影設備引發爭議，輿論往往將醫療錄影與偷拍畫上等號。醫勞盟理事、執業醫師林秉鴻投書媒體表示，真正值得討論的並非醫療場域能否錄影，而是如何合法錄影、妥善保存影像、建立嚴格調閱機制及防止影像外流。鏡頭本身沒有善惡，如果所有醫療錄影都被簡化成偷拍，不僅模糊焦點，也可能讓醫療現場失去還原真相的重要工具。
林秉鴻指出，依據《醫療法》第24條規定，醫療機構有責任維護病患與醫護人員安全，並防止醫療暴力事件發生。多年來，政府不斷強調醫療暴力零容忍，要求醫療院所建立安全防護機制；但當院所基於安全考量設置錄影設備時，卻又遭受強烈質疑，形成政策上的矛盾。
林秉鴻表示，錄影設備與偷拍，本質上是兩件不同的事。偷拍的目的在於窺探隱私，滿足不法需求；醫療錄影則是為了在醫療糾紛、突發事件或安全事故發生時，留下客觀證據，協助釐清責任與還原事實。
事實上，監視設備在醫療機構已行之有年。從急診室、加護病房到候診區、恢復室，都能看見監視系統。原因很簡單，醫療現場充滿不可預測的風險。病患可能術後跌倒、療程出現過敏反應，甚至突發昏厥或休克。這些狀況往往短短幾秒鐘內發生，影像紀錄能協助醫護團隊了解原因，也能保障病患權益。
林秉鴻說，從病人的角度來看，監視器其實更像飛機上的黑盒子。沒有人希望意外發生，但當意外真的出現時，所有人都希望有客觀證據可以還原真相。
林秉鴻另指出，另一個常被忽略的現實是醫療暴力。醫護遭受辱罵、威脅甚至肢體攻擊的事件層出不窮。當衝突發生時，錄影設備往往是最重要的證據來源。若沒有影像紀錄，最後只剩各說各話，而第一線醫護人員往往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
此外，醫美產業長期面臨惡意糾紛、詐騙與勒索風險。當爭議發生時，客觀影像不只是保護院所，也是在保護消費者權益，避免真相被扭曲或遭惡意操作。
林秉鴻並指出，國際間並非將醫療錄影全面禁止。例如韓國面對相關爭議，選擇建立病患同意程序、保存期限、調閱規範與資訊安全管理制度，重點在於兼顧隱私權與安全需求。韓國選擇建立制度，台灣卻急著關掉鏡頭。
因此，真正需要檢討的不是鏡頭本身，而是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社會當然應支持保障病患隱私，也應嚴懲任何非法偷拍與散布影像行為；但若將所有醫療錄影設備視為犯罪工具，最終受損的恐怕不只是醫療機構，更包括病患在爭議發生時尋求真相的權利，以及醫護人員捍衛自身清白的能力。
林秉鴻重申，一個成熟的社會，不該害怕真相被記錄，而應該擔心真相無法被證明。醫療錄影的核心價值不在於監控，而在於保障病患安全、維護醫護權益，以及守護程序正義。與其急著關掉鏡頭，不如建立完善的制度，讓隱私與安全得以並存。因為真正值得害怕的，從來不是監視器，而是真相失去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