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很多地方現在都還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中。如果你發現有人違反封鎖的規定,你會去舉報嗎?這是公民義務還是監視鄰居?又是什麼決定了兩者之間的差別?
珍妮和薇諾尼卡注意到隔壁的酒吧悄悄開門了。
就像美國當年禁酒年代的地下酒館一樣,這酒吧讓人們在疫情期間偷偷從後門溜進來。
兩人怒視著那些不遵守芝加哥規定的酒客,而芝加哥是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但後來當一位市政府官員敲門詢問他們這家酒吧的情況時,他們卻什麼都沒說。
「好似警長一樣,他的制服有顆巨大閃亮的銀色星徽。」珍妮稱,「可是,當我們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卻決定不舉報那家酒館。」
全球各地的人們都面臨封鎖期間待在家裏的規定。很多人像珍妮和薇諾尼卡一樣,目睹違規行為,但對於要不要舉報卻很矛盾:我需要盡公民義務還是只要管好自己。
事實上,許多國家和城市已通過緊急法律,將違反封鎖禁令的行為視為可被罰款或監禁的罪行。有些政府開通電話熱線搜集舉報信息。
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聚集在一起玩電子遊戲的人被舉報給警方,「非法」聚餐的人也被罰款。
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確診案例大漲同時卻有大批人群湧向海灘時,州長格貝雷吉克(Gladys Berejiklian)敦促居民舉報那些違反規定的人。
隨後一周裏,警方接到了5000多通電話。
但是也有一些舉報者犯了錯。警方在臉書看到一張疑似一對情侶違反規定到外面度假的照片。警察後來發現那張照片事實上是去年拍攝的。
在新加坡,相對於個人自由法律更強調集體責任。政府更新了原本用於通報譬如人行道損壞之類的APP,成為管理人民出入行蹤的通報系統。
結果,許多人通過該系統進行舉報,政府在2天內就接收到了700個舉報,最後只好敦促公眾只舉報自己目睹的事件。
在官方熱線之外,成千上萬的人還參加了「在線羞辱論壇」(online shaming forums)。 新加坡最大的「新冠笨蛋」( Covidiot)臉書群組有2萬6千多名成員。使用者在這裏發佈疑似有人涉嫌違反封鎖規定的照片。這些照片通常是從遠處的陽台上拍攝。
那麼「打小報告」是對的嗎?舉報或不舉報違反規定的人,誰比較有道德呢?
悉尼大學的道德哲學者蒂爾尼博士(Hannah Tierney)解釋,事實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在超市或公園,都對此感到為難。
「我明白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想要說點什麼,」蒂爾尼說,「在疫苗或治療方法出現前,確保安全的唯一方法的確應該是維持社交距離。」
「一小部分人未能保持社交距離,就可能破壞其他所有人努力防疫的成果。」
她稱,如果發現對方(違規者)沒有為他人著想,人們確實會感到十分惱怒。
新加坡國立大學心理學研究員Hou Minzheng 和他的同事Lile Jia 一直在研究導致人們舉報涉嫌犯罪的親人或朋友的原因
他們發現,強烈的社區良知(community conscience )貫穿於這個決定中。
「舉報者並不是那種糟糕的人,不是因為封鎖在家中感到無聊沒事做,所以告發別人,給人找麻煩。」
「絶大多數舉報者都想為團體做正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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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那張一年前的度假夫婦照片被舉報的故事所顯示的那樣,舉報者可能會因為不了解完整故事而遭到責備。這是珍妮和薇諾尼卡不舉報那個芝加哥酒吧的原因之一:她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道德哲學者蒂爾尼說,在封鎖期間舉報他人到底是對是錯,存在模糊空間,這可能給大眾和負責處理舉報的官員帶來非預期的後果。
從紐約到悉尼,數據顯示,在相對貧困的地區,居民遭受的罰單所佔比例驚人。她表示:「警察掌握裁量權的情況下,我對這套制度給脆弱和邊緣社群帶來的影響感到擔心。」
在英國,封鎖期間對於什麼事情可以做的定義模棱兩可也引起了激辯。雖然警方要求人們舉報違規行為,但封鎖規定中卻也存在灰色地帶。
此外,英國的警察執法權源於「經民眾同意的治安維護」這一理念,這意味著警察只能在公眾授權和同意被代表的情況下才擁有逮捕和拘留他人的權力。
對於人們是否可以去鄉村散步,在英國就有了數周的辯論(一些鄉村要求禁止這種行為)。警方最終澄清說,開車到附近的鄉村散步並不犯法。
如果再考慮特殊時期團結一致的重要性,鼓勵人們相互舉報的政策到底能多有效呢?
以北美疫情重災區紐約市來說,舉報熱線在開通後的幾天之內就不堪重負,原因卻多半是惡作劇以及嘲弄的來電,而非真實的舉報。
蒂爾尼說,處罰只是兌現規章制度的方式之一,不應是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