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path，常被稱為精神病態（又稱精神變態）或是心理病態（心理變態）。
許多冷血、連環殺手都屬於這一類型。 他們可以殺人不眨眼，而且絲毫沒有懺悔之意。
人們在對冷血殺手感到憎惡和恐懼的同時，也禁不住疑問，他們的行為是與生俱來，還是後天成長環境所造成的？這些冷血殺手的大腦是否和正常人不一樣呢？
吉姆·法倫教授（Prof. Jim Fallon）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的精神病學家、神經學家以及人類行為專家，他在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法倫教授在試圖尋找這一問題答案時還發現了一個關於自己家族的驚人秘密。
法倫在研究謀殺犯的大腦結構掃描成像時，使用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家族成員樣本作為對照。
當他觀察到最後一個大腦掃描圖時，他形容，這個人的大腦呈現「明顯的病理結構」。
法倫對BBC表示，當時他看了一眼拿圖像給他的技術人員說，「我明白了，你們是不是把我家人的圖像和謀殺犯的混在一起了？」「我還以為他們故意跟我開玩笑呢，」法倫說。
但技術人員告訴法倫說，他們沒開玩笑，是真的。
法倫當時對技術人員表示， 不管這個大腦成像是誰的， 這個人可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不應該讓此人在社會中自由活動。法倫還說，這是他所看到的最嚴重的精神變態者的大腦結構成像。
說完之後，法倫把遮蓋在名字上的標籤拿開，真相大白了，原來這是他自己的大腦成像。
也就是說，根據大腦掃描成像，法倫是一個危險的精神變態者。但法倫沒有任何暴力傾向，是個好人。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好精神變態者」。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是否所有的精神變態者都危險呢？
法倫從未殺過人，他形容自己是個「好人」。但他怎麼可能也精神變態呢？
通常，精神變態者具有反社會和犯罪特徵，但法倫說自己並不反社會， 正好相反，他是個親社會者。
據估計，每100個人中就大約有一個人是精神變態者。
雖然，許多暴力罪犯都屬於這一類，但正如法倫的例子所顯示的，它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精神變態者都具有暴力傾向。
那麼，問題是，那些具有暴力傾向的精神變態者的行為到底是天生的， 還是由後天成長環境造成的呢？
通過大腦掃描發現，暴力精神變態者和非暴力精神變態者大腦某些部位的活動存在差異。
比如，暴力精神病患者的額葉灰質較少，這一區域對理解他人的情緒至關重要。 同時，當我們在思考道德問題時，這一區域也會比較活躍。
此外，研究還顯示，精神變態者的大腦杏仁核區域要比正常人小得多，這一部分負責人們的恐懼情感。
如果這一明顯不同在幼兒時期就出現，則表明它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
但是，如果我們把大腦看作肌肉，也可能是因為精神變態者未能鍛煉這些區域，導致不夠活躍，原因可能跟家庭、成長環境有關。
以法倫家人為例，在發現自己大腦成像異常之後，法倫開始發掘家族史。
他發現自己並非家族中唯一個呈現典型精神變態大腦成像的人。實際上，他家族裏共有7人曾經被指謀殺。
法倫記得多年前他媽媽曾給過他一本書，書中講的是他一位生活在17世紀的祖父殺死自己母親的故事，這也是他家中第一起謀殺指控。
再往近點，1882年法倫的一位表姐麗茲·鮑敦（Lizzie Borden）被指用斧子砍死父親和繼母。雖然，麗茲後來被無罪釋放，但當時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子曾轟動一時，有關該起罪行的民謠一直流傳至今。
法倫承認，其實自己有時候也會展現出一些怪異舉止，比方說，明知這樣做可能是不對的，但自己卻根本不在乎。
既然法倫繼承了殺人犯的基因，但為什麼他本人並不是殺人犯呢？
答案是，這個基因是否被誘發取決於童年時的經歷。
法倫解釋說，比如，如果你具有這種高風險的基因，而且又在童年時期遭受過虐待，那麼，你一生中成為罪犯的風險就高得多。
但如果不是這樣， 你只是攜帶這一基因或其變體的話，就問題不大。
法倫表示，自己有著非常快樂的童年，而且長大後也一直如此。法倫認為，可能是自己的成長經歷抵消了這些不好的基因。
這說明遺傳固然重要，但在確定某人是否將走上犯罪道路時，遺傳因素並非全部。
對法倫來說，有此基因也有積極一面，即能夠讓人用冷靜的態度看問題，而不是陷於情感掙扎中。
正因為這樣，朋友和親屬需要建議時總是會來找他。
用法倫自己的話說， 他可以陪他們一坐兩個小時，聽他們痛苦流淚地傾訴，而自己可以保持冷靜的頭腦，不做情感回應。
法倫表示， 自己能給對方理解和幫助，並能為他們作出冷靜、凖確和認真的分析。
法倫說，他在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方面得分很高，但在情緒/情感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方面得分偏低。
法倫表示，事實證明，像他這樣的人可以為社會做更多的事，他們捐獻更多的錢，他們更具有實幹性。
但法倫承認，如果誰想找他分享暢快淋灕的感受、比如大哭一場，那可就找錯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