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XINHUA NEWS AGENCY）
日本外務省（外交部）上周解密26冊外交文書，包含1987年到1990年日本外交政策史料。 當時正值中共軍隊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後， 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解密文件顯示， 日本堅持西方不應該採取過硬措施針對中國。 儘管遭到數個西方盟友反對， 但G7國家形成基本共識，「要避免孤立中國、才能讓其走向改革」。
三十年後的今天，日本再次走到十字路口，面臨如何與北京相處的兩難選擇。 日益強大的北京在處理新冠疫情，新疆，香港和台灣問題上的做法越來越讓國際社會警惕，以美國為首的多個西方國家認識到自身安危，選擇強硬反制中國，與中共「脫鉤」。但日本目前態度仍然曖昧。
針對此次外務省解密文件，日本《朝日新聞》刊載社論指出，30年以來中國的發展方向跟想象完全不同，中國已經成長為比日本大三倍的經濟體。中國的強勢已經對基本人權產生壓迫，身為國際社會一員，日本應該要跟中國表示更明確的立場，反思當年軟弱的態度，汲取教訓。
這次公開的文書多達1萬多頁，其中不少內含「極密」的影印資料，讓史學與外交政策研究學者大感驚奇，也次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官方少有大量公開外交史料的一次。
根據日本現行的檔案解密法律，基本不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文書，可以於30年期滿後解密。這次公布的年份從1987年到1990年，這三年當中，日本的昭和天皇在1989年駕崩，改元號為平成。由於昭和期間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在日本人眼中當時也象徵舊時代正式終結。
這三年間，世界遭逢共產主義陣營瓦解，蘇聯與東歐許多國家紛紛擁抱民主。89年6月中國爆發「六四」天安門鎮壓學生運動，震驚世界。 1987年台灣解除世界最久的38年戒嚴令，慢慢走向民主化；韓國則是於同年爆發對抗全斗煥政權的民主運動。 學者認為，當時作為發達的民主國家，日本如何看待東亞局勢，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相當重要，對目前日本的對中政策取向很有借鑒意義。
1989年6月，中共政權派軍隊血腥鎮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導致數百，甚至數千人死亡， 製造了「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受到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根據解密文件，日本在事件後即對中國表示「就人道立場上來說，我們完全無法容忍」。 但對和其它先進國共同發表聲明譴責北京，日本認為， 「就長期上、大局上來看並非有效之策」。
該年7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G7高峰會上，七大工業國包括日本， 將要商討發表對中國嚴厲譴責與進一步制裁行動的聲明，卻遇到來自日本的阻力。 在6月9日的一份「最速件」電報中，當時駐中國大使中島敏次郎就寫到「各國對中國持續施加壓力，很可能讓中國領導層態度出現變化。」 中島認為制裁可能非良策。
隨後的6月15日，當時外務省外物事務次官與首相宇野宗佑商討今後對中政策之時，引用中島的電報表態稱， 不希望中國被孤立並建言： 「只有在中國回到國際社會前提下，雙方關係才可能恢復」。
最後在6月22日的一份對中政策文件中，日本官方表示」盡可能讓事態的衝擊愈小愈好， 用外力改變中國作用依舊有限。「並希望中國只要確保在改革開放的既有路線上，中日兩國還是可慢慢推進關係正常化。」
當時日本的總經濟生產力尚有中國的8倍之多，也是最大對中國援助國，在中國有大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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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日本政府凍結對中國的貸款援助。 89年巴黎G7高峰會前，主辦國法國原先凖備好聲明譴責中國「無視人權的野蠻鎮壓」。不過根據解密的宇野宗佑談話記錄，7月6日宇野表示「中國是口頭上跟面子上都很愛的國家，如果操作的不好反而導致反效果」。
到7月7日的行前凖備會議時，日本仍認為不應該有太過強硬的聲明，招來幾個參會國的反對。當時有美國政府高官認為，日本這樣的態度會讓人覺得，日本只想守住自己的利益，「措辭過於軟弱，中國接下來就會逮捕一萬人了。」
日本認為，要避免孤立中國，才能讓其走向改革。 最後日本說服法國和美國，聲明加入「避免孤立化」等較模糊的說法。
不過，根據文件，在7月16日G7高峰會結束後，宇野宗佑就指示其手下在18日與中方表達日方的立場。解密文字記錄顯示，中國外交部人員反應是，反對日方干涉內政， 不過北京又表示「日本跟西歐各國相比，採取更慎重的態度，日本這樣站在前頭，對將來中日關係是有利的。」
在1990年後，中日兩國的外交出現蜜月進展，宇野宗佑之後的繼任者首相海部俊樹就在該年7月恢復了對中國的援助貸款。1991年更受邀訪問北京，最後在1992年實現明仁天皇（當今上皇）訪問中國，日本期盼的「穩健、開放的中國政策」看似如願了。
當今，世界被新型冠狀病毒籠罩下，對中國起初回應疫情不力指責不絶於耳， 中共在香港與新疆維吾爾地區等實施嚴格管控，嚴重侵犯人權，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船艦在有爭議的南海與東海水域不斷進出，對台灣的軍機干擾也持續進行。
對此，美國特朗普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與」中共「脫鉤，包括制裁參與制定《香港國安法》的中共高層官員。 其它一些西方國家包括澳洲和加拿大也強硬出擊，批評北京。然而，此時日本的態度仍然相對模棱兩可。
該國《產經新聞》則批評說，30年來對中國態度是失策的，日本政府應該深切反省。該報認為習近平的獨裁行為，用巨大經濟力培養軍事力量，這樣的威脅日本也有其責任，並認為中國不重視人權問題下，不應該讓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
靜岡縣立大學，專攻中國現代政治教授諏訪一幸就表示，香港曾經是大家所期待中國可以先行民主化的試金石，但卻遭受到比想象中還大的壓迫。面對「沒有民主化可能的中國」一事，日本應該要綜合30年前的經驗，冷靜判斷下一步才是。
學者們認為，當年由於擔憂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一但在國際社會遭受排擠，很可能會往極端共產主義或是剛解體的俄羅斯靠攏，因此日本才選擇走向親中路線。30年後，當年的文件解密下，也許或多或少有助於日本對未來東亞局勢的判定。
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就評論，中日有其地理相近因素，原先日方當年期待鄧小平領導出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讓日本走上親中路線。 這種期待經濟影響民主的作法，讓世界都出現誤判。如今日本倡導「開放的亞洲太平洋路線」，就是避免中國在政治上過度膨脹。
早稻田大學中國研究所前所長天兒慧就跟BBC中文表示：「當年台灣解除戒嚴，慢慢走向民主，其實日本國內政治氛圍都蠻歡迎的。」 原先日本確實有認為中國也彌漫這樣風氣。 「天安門事件後，日本自然不贊成鎮壓，但如果全面孤立中國，讓中國強調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頓挫、自然民主化的劇本就會崩解，」天兒慧就說。
因此，天兒慧認為，日本最後是在當時綜合戰略判斷下，認為先扶助中國經濟優先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