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1日，英中關係「黃金時代」，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招待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圖／Reuters）
隨著美國大選結果逐步明朗，未來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如何處理與中國關係成為國際政治看點的同時，英國也在反思過去幾十年來與中國的互動，探索今後雙邊關係何去何從。
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的西方國家之一，兩國於1950年代建立了外交關係。
BBC資深記者尼克·羅賓遜（Nick Robinson）曾是英國廣播公司的政治事務編輯，隨同英國多任首相前往中國採訪。他最新為BBC廣播四台（Radio 4）主持的《與龍相處》（Living with the Dragon）紀實節目，採訪了幾十年來參與英中兩國交往的多名政府官員，回顧了自香港主權移交談判開始至今英國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請英國政壇老將盤點在脫歐之後、美中對抗加劇、美國選出新一屆總統的情況下英國對華政策究竟該如何考量。
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是第一位到北京訪問的英國首相。她的北京之行成為中國的大新聞。而伴隨她北京之行圍繞香港主權移交談判問題之外的，是她在人民大會堂外的失足跌倒。這個畫面在撒切爾夫人去世之後還經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中。
撒切爾夫人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爾（Charles Powell）談起此事時說：「我覺得中國人的確相信徵兆，儘管徵兆與事實有很大距離。她（撒切爾夫人）那天正傷風感冒得厲害，天下著雨，她滑了一跤跌倒了。這在電視畫面裏的確很不好看，但人們看到了，就記住了。」
英國很多人，包括她的支持者也都同意那一跤跌得很慘。連主持香港主權移交的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也在私下把移交香港主權稱為了不起的中國外賣。不過撒切爾夫人的助手們至今都堅持認為，歷史沒有給她選擇的餘地——無論誰在她的位置上都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
查爾斯·鮑威爾（Charles Powell）說：「撒切爾首相頂住了中國方面的壓力，主要之處在於她為了給香港達成一個好協議，與中國幾百年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鄧小平據理力爭。她所做的一切表明，你可以向中國堅持立場但卻不必成為中國的敵人。」
撒切爾夫人的香港移交協議要求香港儘管主權屬於中國，但一切照舊保持不變，這就是後來的「一國兩制」。英國外交部的約翰·傑爾森（John Gerson）當時是撒切爾夫人的翻譯和中國問題顧問。
傑爾森回憶說：「她沒有談判。她像塊大理石一樣站著。這也是中國人的做法。他們派出談判人員跟外國人會談，但是談判人員完全沒有決策權。這些人都是帶著指示而來，他們談完回去匯報，再來時又帶來新的指示。撒切爾在我們的談判策略中也加入了這樣的做法。」
那麼與中國打交道是不是要照搬他們的方法，顯得毫無靈活變通的餘地呢？
傑爾森的回答是：「有時候是這樣。肯定是要學習他們的方法，理解之後盡可能地加以利用。」
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時，查爾斯·鮑威爾的兄弟喬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是英國外交部負責談判的一名官員。他後來成為布萊爾首相的幕僚長。他對香港主權移交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撒切爾夫人深信，香港就像是個會下金蛋的鵝，中國人很想要，所以絶對不會放棄這只金鵝，不會做任何有損香港的事情。所以她覺得我們在談判中是佔上風的。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在中國方面看來，我們就像是老鼠背上的跳蚤一樣微不足道，他們對我們怎麼想的毫無興趣。他們早就決定，這個歷史遺留的錯誤必須改正過來，一定得改。坦白來說，我們的籌碼很小。如果他們不得不犧牲香港，那就犧牲好了。」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第二年，中國總理朱鎔基與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互訪，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建立中英全面伙伴關係。此後的20多年，英國與中國的關係日益緊密，每一任英國首相都曾訪問中國，每一任中國國家主席都曾到英國國事訪問。
前首相布萊爾回憶當年說：「儘管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事件，外界還是認為，（中國）伴隨經濟發展和開放將會有政治上的開放。這種開放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但是可以是政體上更大的開放。坦白說，外界大部分人直到幾年前基本都相信這一點。這應該是當時都普遍認同的。中國各方面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應該會有經濟與政治的契合。」
布萊爾政府與中國建立伙伴關係的過程中，人權成為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問題。
布萊爾說，「人權的確總是難題，不是說你感覺不到重要性，不夠重要所以不提，而是你總提。我們有時在會談時提起這些問題，坦白說，用很敷衍的方式談起。隨著我跟中國領導人越來越熟悉，我在任期內最後一次跟中國領導層的對話，就是圍繞人權問題的坦率對話。」
中國政府當時和現在都堅持認為，如何對待本國人民是內政。任何想跟中國打交道的英國首相，無論是想擴大貿易還是爭取投資，都必須計算好在多大程度上與中國當局對抗。而中國當局養成了要求外國表示尊重的習慣，不尊者者會受到懲罰。
湯姆·弗萊徹（Tom Fletcher）曾經擔任布萊爾的外交事務顧問，後來也是布朗首相和卡梅倫首相的外交顧問。他回憶說：「會議快結束時總像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們都知道必須再提出一個有關人權的議題，而中國方面則開始越來越慢，翻譯也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因為他們也在看著會議結束的時間，這樣才可以在會後對內外媒體說，人權問題根本沒談。所以在任何會談中就像有個鐘在嘀嗒響，我坐在首相旁邊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提到我們認凖的那個人權問題。」
實際上，自撒切爾夫人以來，英國的每一任首相與中國打交道都像在跳舞，卻舉步艱難，因為他們既得順從英國公眾的民意，又不能踩了中國的腳。
中國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1999年訪問英國期間，英國應中方要求必須將所謂「敵對因素」示威抗議者攔在江澤民的視線之外。
英國警方想出了一個很有英國特色的折衷方案：警告示威者在王室花園內抗議或者在白金漢宮外的林蔭大道上舉標語牌都屬於違法。
喬納森·鮑威爾透露，「當時在這個抗議示威問題上雙方有很多不同意見，因為不能讓江澤民看到示威者，所以倫敦警察採取行動把示威者盡可能攔在遠處。可是我們作為自由國家不能阻止示威，而且當然可以示威。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確保中國的電視觀眾在畫面上看不到示威。」
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付出呢？
喬納森·鮑威爾的回答是，「要跟中國這樣的國家保持關係，你必須做出權衡，你當然可以完全對抗，那你就根本談不了貿易，允許抗議示威那就只能談人權，他們也就不會來訪問，那也就沒有富建設性的關係可言。」
2008年，接任布萊爾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訪問北京，希望與中國這個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
曾經擔任布朗首相顧問的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 說：「布朗深信國際體系應該歡迎中國，試探性地讓中國慢慢加入。不過他認為，多邊機構也好，國際政治和經濟以及合作也好，如果沒有中國也就沒有未來。因此他的根本看法是，如果崛起的中國被排斥在國際體系之外，那就會有危險出現。」
在布朗首相看來，中國應該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
曾經擔任布朗首相外交大臣的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說：「中國當時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肯定還有更大的作為。所以我們當時的一個重要選擇就是如何與中國保持接觸互動，看究竟有互利的可能，還是一場零和遊戲。」
布朗與布萊爾一樣都認為或者希望，隨著中國向國際政治體系越來越開放，中國最終會變得更像西方國家。2008年，布朗訪問北京時，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會晤，被認為是中共領導人與外國元首第一次接地氣的互動。
溫家寶問布朗是否將在8月來北京看奧林匹克運動會。
布朗回答說：「只要請我，我肯定來。」
斯圖爾特·伍德說，「我們覺得這是一次文化上的突破，中國領導人和一個西方國家的首相，可以在鏡頭前舉行會談。我覺得西方記者們肯定以為這些都是經過彩排的。」
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記者會上，我向溫家寶總理提了個問題：中國人民什麼時候能選擇他們的領導人？ 溫家寶承諾說中國「將堅定不移發展民主」。當時唐寧街十號跟我說，這是重要的時刻。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
曾經擔任布朗時期外交大臣的大衛·米利班德說：「當時有種觀點認為，把中國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中，會增強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概念。我們永遠不應該把這樣的觀點與民主會以某種方式在中國萌芽的信念混為一談。負責任的政府是一回事，遵守規則的民主政府卻是另一回事。」
在米利班德看來，真正重要的是遵守規則、為全球秩序的穩定做貢獻而不是搞破壞。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以前就認為，現在更加相信，中國並沒有成為可以取代美國的不可或缺的大國，但它已經成為兩個不可或缺的大國之一。無論是外交、經濟、氣候、健康、安全，所有這些大的全球問題，你都需要把中國人算進來一起去解決。」
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證明了世界對北京清一色男性領導人的依賴程度有多大。有人甚至說了這樣一句俏皮話：資本主義把中國拯救出來20年之後，輪到中國來拯救資本主義。
2010年11月，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上台，率領英國最大規模的貿易代表團訪問北京，希望與中國簽訂協議開設工廠、超市和學校。但是，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第一次會談卻以危機開始。當時正是英國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前夕。
卡梅倫的外交事務顧問湯姆·弗萊徹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等著去到會議廳，大使跑過來說，中國方面對我們都佩戴著紅色罌粟花非常生氣。當然對我們英國人來說，紅罌粟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它象徵的是鴉片戰爭。我們就這樣戴著紅罌粟花來北京，還到人民大會堂，讓他們感到極大的羞辱。結果兩邊就這麼僵持著。那算是我在唐寧街工作階段最為尷尬的時刻。因為我們那時候覺得會談可能會有被全部取消的危險。」
卡梅倫在保守黨還是反對黨時，對中國的言論、宗教和新聞自由表示「極為關注」。出任首相後，他談的是「用尊重和相互理解彼此對歷史的不同認知」來解決分歧。他擔任首相期間的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說：「我們說與中國的關係進入黃金時代，當然這是很中國的一種說法，但意思是要提升我們兩國的關係，加強與世界上崛起超級大國的關係，從單純的商務關係到更加事務性的深層關係，以便我們能共同解決世界上面臨的大問題，如全球經濟、氣候變化、安全、恐怖主義。它不是說我們與中國總是保持意見一致，但是至少是與世界上真正的重要國家保持接觸與互動。」
奧斯本認為，「我們跟中國的友誼越深，我們就越能夠更增加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通過這個方式我們就能與中國有更坦誠的對話，可以告訴他們哪些事情我們不喜歡他們做。」
不過，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小小英國能夠說服中國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要強迫龐大的中國擁抱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想法更加不可能實現。
奧斯本說：「我認為西方這一代政治家都總是希望，中國伴隨經濟開放，會以某種方式走向民主。我認為這是西方的一種集體誤解。中國是世界上歷史延續最長的文明，早在共產黨之前就有漫長的專制政府歷史，它是不會成為議會制民主國家的。」
奧斯本有這種看法部分原因是他親自經歷過卡梅倫政府與中國外交關係被嘎然急凍的時候。因為卡梅倫膽敢干涉中國內政，在2012年會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卡梅倫訪問中國的計劃被取消。在經過幾個月的微妙外交斡旋和調整說法後，他才終於成行。
隨著習近平出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我們這些到中國去的記者立刻感覺到了變化。在人民大會談的一次記者會上，媒體提問被禁止了。我到天安門廣場去拍攝，也被警察攔住要求我離開。
不過卡梅倫還是盯著更大的目標不放。他邀請習近平到英國訪問。習近平帶著大支票來到急切需要錢的英國。他的回報，是受到英國女王的接待，王室宴會、禮炮致敬。卡梅倫與習近平慶祝兩國關係的黃金時代，到首相莊園外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
卡梅倫的對外聯絡部主任克雷格·奧利弗（Craig Oliver）說，「中國人很喜歡去酒吧喝啤酒吃炸魚的提議。這個形象很有意思。中國國家主席在酒吧裏舉起啤酒。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啤酒的味道，但是照片很快傳遍英國，而且傳遍世界。」
清華大學的卡瑟琳·默頓（Katherine Morton）當時與中國億萬民眾一起在北京看到這一幕。她說：「各大報紙都報道這一消息，那是很大的新聞。象徵意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時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在變壞，所以英國有所不同的對華策略、英國願意承認中國是經濟大國、想方設法加強雙邊貿易、文化、教育交流等等，都非常重要。它的象徵意義在於人們看到了一個更密切而且平等的伙伴關係。」
然而卡梅倫首相與習近平主席一同喝啤酒的同時，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政治人物對習近平以及咄咄逼人的中國可能帶來的威脅卻越來越擔心。
凱瑟琳·默頓說：「那時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火車頭，而且很顯然有意成為軍事強國。這讓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改變了亞太地區的關係，也改變了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決策方式，因為它意謂著經濟與安全兩者有更大的重合。」
卡梅倫首相的內政大臣特蕾莎·梅以及她的政治顧問尼克·提摩太（Nick Timothy）也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並且有不同的看法。
尼克·提摩太說：「我覺得整個（對中國態度）有一種既天真浪漫又疑心重重的奇怪混合。疑心重重是因為情報機構對內閣說，中國人正在大規模的從事工業間諜活動，他們努力想發展對英國這樣的國家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而從喬治·奧斯本那裏聽到的回答是，這些反正他們都會做，坦白來說，我們需要錢和投資。我們要成為他們在西方最好的貿易伙伴。」
作為卡梅倫時期的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是怎麼權衡經濟貿易與國家安全呢？他說：「在我看來，以為國與國之間完全沒有間諜活動，彼此不想截取對方的機密情報未免過於天真。間諜活動已經搞了幾千年，還會再搞幾千年。最關鍵的問題是，你怎麼最大程度保護好自己？你怎麼確保情報競爭不會成為討論更大、更重要、彼此認同問題的絆腳石？」
對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在政府官員之間私下裏展開，也在保守黨議員和支持保守黨的媒體間公開進行。
曾經出任卡梅倫和特蕾莎·梅國家安全顧問的馬克·格蘭特爵士（Mark Lyall Grant）總結說：「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的辯論當中，要概括最好的、最有意思的辯論，那就是如何在政策三大支柱之間找到平衡。這三大支柱是：繁榮、安全和價值。」
最能清楚顯示這三大支柱緊張關係的，是決定是否允許中國科技公司華為投資英國的5G建設。如果想5G迅速在英國推廣，顯然要用華為。華為可以很快完成，他們在世界上技術領先，英國會成為5G領先國家。但是，還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刺探情報還在其次，主要是危機時候可能有服務被中斷的危險，甚至還有理論上搞破壞的風險。
所有這些都擺在一起，風險是否可以防範？答案是肯定的。接下來就是價值風險。我們希望中國參與到社會更加敏感的層面嗎？這些問題從方方面面被仔細討論。
卡梅倫下台後，特蕾莎·梅以及後來的鮑里斯·約翰遜都面臨很大的壓力，不僅重新審核華為5G問題，而且重新評估卡梅倫的對華政策。
約翰遜還是英國外交大臣時曾經宣稱他是親華派，甚至誇口自己的女兒正在學漢語。當了首相之後，他就像騎在牆上，看政府官員和議員們就華為問題辯論得臉紅脖子粗。
最後，美國總統川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英國政府宣佈，不允許華為參加5G建設。
這讓英國與中國的關係突然大轉向。究其原因，除了美國的壓力，還有其他一連串的衝突點：新疆維吾爾人問題、新冠爆發之初中國掩蓋疫情的問題、中國在南中國海軍事擴張問題，以及香港問題。
接下來，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有一點很清楚的是，美國下一任總統拜登不會放鬆對鮑里斯首相的壓力，要英國放棄當年成為中國在西方最好朋友的承諾。
特蕾莎·梅首相當年的政治顧問尼克·提摩太說：「任何一個美國總統都不可能容忍中國崛起，容忍對美國繁榮和安全構成威脅。我們與中國接觸那麼多，發現自己情況有點糟糕，我們的獨立性現在受到了約束。我們已經讓主要的戰略伙伴不高興，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英國未來會有怎樣的對華政策。」
不過，前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看法是：現任首相和以前的歷屆首相都一樣，其實沒有什麼選擇餘地。
「我們要麼選擇將中國納入主要由我們創建的國際秩序中，並嘗試讓他們成為和平與穩定的伙伴，最終希望大家都以更民主的方式對待生活，要麼我們可以嘗試遏制中國，將自己推入第二次冷戰，面對冷戰可能帶來的魚死網破風險。我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不想與中國接觸，如果你不想嘗試讓中國成為未來和平與安全的伙伴，你還有什麼別的替代方案嗎？」
英國對華關係的辯論至今，有人試圖將其簡單化：你到底是親華還是反華？是向世界上的新超級大國磕頭下跪還是開啟一場新冷戰與之對抗？
不過，前首相布萊爾認為，英國的對華政策必須更為多層次。
「西方應該清楚表明，在必須對抗的地方一定對抗，在無法避免競爭的地方必須競爭，但也要留出合作的空間，因為要解決當今世界上所有主要問題，都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我們需要了解中國，與中國人民交流，接觸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否則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中國崛起將是我們下一代所將經歷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化，也是21世紀最重要的變化。」
在英國脫歐、美國新一屆總統即將上任之際，英國如何與漸趨強硬的中國處理關係，應該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英國國內主要的辯論議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