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CHUNG JULIA CHEN）
位於澳大利亞東岸南部的維多利亞州（Victoria）自七月中以來又再度爆發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情況十分嚴峻。
至2020年8月中，維多利亞州每日有平均百位以上的確診病例。8月5日甚至有高達700位確診病例。該州政府在8月初宣佈封關，限制民眾不能離家超過五公里，商店與企業都暫時停業。
至記者截稿前（8月17日），維多利亞洲統計確診人數約有1萬6千多個確診病例，佔該國確診人數2萬3千例的七成左右。該州最大城、人口將近500萬的墨爾本在這波疫情中首當其衝：所有醫護工作人員在醫療前線抗疫，這其中包含許多移民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等。
許多來自台灣的墨爾本護士在「臉書」上跟全球的台灣醫護工作者討論疫情。近日她們也向BBC中文分享了在墨爾本醫院工作的情況，以及對於當地防疫工作及醫療文化的觀察。
今年40多歲，來自台北的吳雅文移民至墨爾本十多年，在該市一所大醫院的深切治療部（ICU，或稱加護病房）工作。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吳雅文訴記者，因為自己當護士近20年，在墨爾本認識的先生也是護理人員，所以她與家人都明白醫院工作的辛苦及風險，因此對於新冠疫情，心理的調適較好，尤其多年前在台北，她就面對過「薩斯」（SARS，又稱「非典」）的衝擊。
2003年「薩斯」在亞洲肆虐時，剛工作沒多久的她，也經歷那一波的衝擊。她認為，澳大利亞如同當年台灣，面對病毒一樣手忙腳亂，還在邊做便學：「當時台灣跟澳洲一樣，也是完全不知道這病毒是什麼東西，傳染途徑都不知道，怎麼防備都不懂，所有防疫措施和現在澳洲一樣，朝令夕改。當年一開始我們還隨手去超市買一件輕便雨衣防護。而台灣現在因為有之前的慘痛經驗，民眾記憶猶新，心裏本身就有凖備，配合政府，這次才做得那麼好。」她告訴BBC中文。
不過，比起2003年，如今全球信息傳播更快，科技也更進步，民眾及政府接收到疫情的的相關信息應更快，應當可以做出更迅速的反應。但是，據這群在台灣的護士觀察，面對疫情，澳大利亞的情況卻很不同。
許多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對於封關在家「被禁足」，還有強制帶外科口罩的防疫要求，都難以適應。不像在澳洲的華人，一聽到疫情，已經開始出門買口罩等防疫用品，多數本地人一開始完全不把疫情放在心上。
她們告訴BBC中文，在醫療前線的他們認為，這應該是與澳洲盛行的個人主義或自由等觀念有關，也就是可以「自由移動」，不喜歡被政府政策限制在家活動，或要求戴口罩都有自己的意見。
另外，對於防護裝備，澳洲沒有統一的標凖，每一家醫院有自己的規定，甚至對於做完檢測的人需不需要居家隔離，都有不一樣的方針，讓民眾感到混亂。
今年28歲、在澳洲求學工作十年左右的欣西亞（Cinzia）也有類似觀察。欣西亞中學便與弟弟一同過來澳洲求學，大學護理系畢業後就在墨爾本的醫院工作，弟弟也在該市老人院從事職能治療的工作。
欣西亞稱，雖然目前病人康復率很高，但是醫護人力還是很吃緊，特別是維州就有約一千多位醫護人員感染確診。
欣西亞認為，如果確診病患還一直送進來病房，澳大利亞的醫療體系恐無法再負荷，尤其許多民眾，對於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還是很堅持，造成防疫困難。她說：「前不久衛生福利部長還同意確診的患者可以外出運動八小時，引起爭議，後來改口。還有醫院『非新冠肺炎』的部門，到七月份才規定所有醫護都戴上口罩，之前甚至不准護士戴上口罩，說會引起恐慌。」
「此外，政府沒有好的系統去追蹤居家隔離的人，結果是挨家挨戶敲門，去檢查民眾有沒有如實居家隔離，追蹤出來有800人不在家。或者去篩檢的民眾，在等待結果時，還跑出去逛街，這些對我來說都很不可思議。歸根究底，醫療在這裏是邊做邊學，更難聽一點，讓人有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感覺，」欣西亞補充說。
對另外一外台灣護士蘭蒂（Landy）來說，新冠肺炎也帶來不小挑戰。蘭蒂在長期腦部受損患者的養護中心工作，許多病人都已經在該院住上幾十年。
蘭蒂告訴記者， 因為新冠肺炎，這些病人暫時無法再在周末回家，家人也被禁止探望，也不能去外面運動等等，患者的精神狀況因此更糟。蘭蒂說：「因為腦部受損，病患對有關肺炎疫情新聞的理解力較差，有些患者認為病毒是政府的詭計或陰謀，認為是中國送來病毒，我一開始還有點擔心被針對。第一波疫情後，家人開始能探訪，但第二波疫情再起，家人又不能過來，病人以為家人想要拋棄她們，情緒波動很大。有些患者會想要逃跑，或者精神崩潰甚至暴力攻擊，對我們來說，壓力也很大。」
蘭蒂補充稱，他們需要幫一些長期癱瘓臥牀的患者洗澡，換尿布以及按摩肌肉的工作，現在還要更特別照顧他們的精神健康。「尤其我們精神科護士戴上口罩，病人看不到我們的臉，她們會更困惑或焦慮，因為他們沒有口罩文化，甚至會以為我們要搶劫還是乾嘛。」
對於來自台灣的護士來說，她們發現工作多年下來，比起台灣，澳大利亞對於護士的專業或比較尊重，工作時間也是正常時間上下班。此外，薪資比起台灣也比較高，時薪扣稅前大概新台幣820元（約21英鎊）。
「相比之下，在台灣的護士會等醫生下指示，在澳洲則是護士先幫病人初步診斷傷勢，看需不需要抽血，照X光片等等，醫生也會跟護士一起幫忙。這在台灣幾乎不可能。這也是我當時在澳洲讀了書，再回台灣醫院短暫工作的時候，就比較大膽地敢跟醫生理論了。」吳雅文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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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台灣的急診室通常一個護士可能要照顧到10多個病牀，以「責任制」為工作標凖，因此就算工時到了，仍不能下班。但是在澳大利亞，通常是一個急診科至多只要負責照護3個病人。
蘭蒂則說，在澳洲護理工作比較重視學理，譬如作為護士的專業以及跟病人相處的倫理關係等等，在台灣則是更強調技術的訓練。
研究台灣移民在澳洲勞動市場就業情況的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李耀泰說，許多台灣人進入到澳洲的工作現場之後，體驗到和過去和台灣截然不同的工作文化。
「澳洲人有較明確的工作與生活界線劃分，為了自己的私人時間，有些人寧願捨棄雙倍的加班薪水。而台灣人在澳洲則可能會積極去爭取這樣子的加班機會。此外，澳洲政府對於僱主欠薪的罰款很重，對於已習慣責任制的台灣人來說，到澳洲工作後對這種保障勞工權益的制度，會有種『喜出望外』的感覺，反而還有點不習慣這樣有制度性的工作文化。」
因為新冠疫情，許多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開始在全球蔓延，澳大利亞亦同樣如此。許多華人學生或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都遇過大大小小、程度不一的騷擾。台灣護士多半認為，在澳大利亞的工作環境，因為護理人員族裔背景多元，以及醫療教育的嚴格訓練，在職場上並未真的遇到種族歧視或職場霸凌。
「我們精神病房的護理人員都是移民背景。有一次，一個患者晚上醒來恍恍惚惚地走過來問我們護士說，請問我現在在哪裏，我們同事告訴他你在墨爾本，他看了周遭一眼說：『可是我沒有看到一個澳洲人。』患者一說完我們同事全體大笑，因為他說的其實也沒錯，」蘭蒂笑著說。
另外，台灣護士反而觀察到不同移民背景的護理人員，有不同的工作文化。
蘭蒂說，自己病房的護理人員多半來自南亞國家，因此她們南亞護士內部，會有因為年資或工作位階的「階層」；但她說她不會要被要求遵循那種文化制度，還蠻受尊重。
吳雅文則回憶，工作十多年，只遇過一兩次，年紀大的當地白人病患，因為種族因素，拒絶接受亞洲人的照顧：「我當時就覺得我無所謂，換了個資淺的白人護士照顧她，因為我是急診室中年資最長，經驗最熟練的護士，你因為種族原因拒絶我，是你的損失。」
欣西亞則表示，並不會因為肺炎疫情，同事們就對華人護士有所苛責或歧視，反而讓她欣慰的是，許多朋友或網友會捎來信息，感激白衣天使對於小區以及患者的貢獻。
因為移民背景，三位台灣護士的許多家人都在台灣。與弟弟都在墨爾本醫療單位工作的欣西亞說，父母確實掛心她自己跟弟弟的安全。她的母親幾度希望他們回台灣「避難「，但欣西亞告訴母親，覺得自己對於團隊還有這份職業有一份責任感。
蘭蒂則強調，來自比利時的先生在歐洲的家人也是在醫院工作。之前，比利時疫情嚴峻的時候，他很擔心歐洲的家人，現在，又要擔心妻子，她說她能明白先生的憂慮其來有自。
欣西亞目前已經有澳大利亞公民身份。她告訴記者自己也是半個澳大利亞人了，因為自己學習以及獲得專業技能及工作的時間都在澳大利亞。但她的媽媽表示，希望自己的的孩子是在台灣，「女兒告訴我大家都離開了，那醫院怎麼辦？所以我更是希望在澳洲土地上的人民，也是呼籲，醫護人員都為你們做了這麼多的犧牲和奉獻，你們是否要更自重更是做好自主管理，不要增加別人的負擔！我向上帝祈禱我的兒女平安，天佑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