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愉快。堪培拉方面就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源頭問題極力尋求答案的姿態惹怒了北京。過去這一個月，澳方已經出台了一些有殺傷力的制裁和旅遊警告。很多人敦促澳大利亞減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是這真的可以是一個選項嗎？
「我很喜歡中國人，」克里斯·凱利（Chris Kelly）說。他在家族農田裏種大麥已經有幾十年了。
「愛死他們。澳大利亞每個種大麥的人都喜歡中國人，因為他們讓我們富了起來。」
去年，澳大利亞生產了超過800萬噸金黃的大麥，用作釀啤酒和做豬飼料。中國買下了當中超過一半——付的還是高額溢價。
但是上月，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加徵80%關稅。這發生在堪培拉響應美國而呼籲調查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源頭之後——一個被北京標籤為「有政治動機」的舉動。
中國自此暫停一些澳大利亞的重要牛肉進口，並警告學生和遊客不要去這個「種族主義」國家。本周，在一個秘密的程序下，中國以走私毒品的罪名判處一名澳大利亞男子死刑。
這在澳大利亞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中國是在為自己對冠狀病毒疫情處理失當的指控報復嗎？這會不會是一場類似中美之間那樣的貿易戰的開始？
就像其他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一樣，澳大利亞越來越多地面臨挑戰，需要在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與自身價值觀眾和利益之間找平衡。
在近年，堪培拉就新疆和香港的人權問題表示過擔憂，禁止中國公司華為在澳大利亞建設5G網絡，並且與指控其干涉內政的北京進行辯論。
這種摩擦不單出現在澳大利亞身上。加拿大、日本和韓國等多個國家都曾遇到中國因為所謂的政治原因而以經濟手段還擊的情況。
但是，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卻比很多國家都更大。
在過去十年，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如今在它的出口總額當中佔了32.6%。
澳大利亞礦藏中的鐵礦、煤和天然氣供應幫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品質和地理位置均比對手巴西優越。這是一個對中澳兩國均有利的合作。
其他方面——教育、旅遊、農業和釀酒——也因中國的市場而一片繁榮。不過，經濟學家指，這些東西就像大麥一樣，並非澳大利亞獨有，因為更容易受到政治緊張關係的影響。
所有這一切都令澳大利亞是否已經過於依賴中國並且應該尋找其他貿易伙伴的討論更加熱烈。
悉尼科技大學的政治學者陳麗霞博士（Dr Lai-Ha Chan）表示，澳大利亞需要大大加強與其他亞洲鄰國的關係。
她表示，澳大利亞已經作出努力，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今年安排了一切訪問印度的行程，並反覆懇求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加強關係。她還指出，莫里森去年到訪越南是澳大利亞領導人25年來的第一次，也是對這個市場經濟後起之秀的肯定。澳大利亞的生態旅遊和大學也同樣積極地向上述兩國示好。
陳麗霞博士指，澳大利亞可能會依靠這些國家組合起來的格局——加上印尼、日本和韓國——來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這些國家並非全在當前澳大利亞前十名的貿易伙伴之列；很多甚至還沒有訂立自由貿易協定。
但是，也有經濟學家質疑中國市場能夠被輕易取代的想法。
印度被經常提起的是其潛力。澳大利亞已經定下目標，至2035年對印度的年度出口額要達到450億澳元（250億英鎊；310億美元）；但是在去年，澳大利亞單單向中國就出售了1600億澳元的出口產品。
「沒有任何其他選擇能夠接近中國的數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簡·戈利教授（Prof Jane Golley）說。
經濟學家指，政府干預的行為（一種在日本有出現的做法）只不過是在浪費錢。
「由政府來告訴企業，你們不能賣給中國或者在而其他國家根本沒有打算買的時候說你必須要賣多一點給其他國家，這有一點奇怪，」東亞專家席羅·阿姆斯特朗博士（Dr Shiro Armstrong）說。
政策研究機構中國事務（China Matters）的德爾克·範·德克萊（Dirk van der Kley）稱，澳大利亞企業已經在努力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特別是大學。
「當然，他們帶來的改變並不多，但是在這裏，重點是市場。」
戈利教授表示，她認為媒體大量報道的一些安全分析家呼籲疏遠中國的做法「令人沮喪」。
「我想知道，一個人在街上看到標題，認為我們應該脫離中國尋求更多選擇——我很想知道他們有沒有好好想過，這可能意味著什麼，對他們造成怎樣的結果，或許他們的孩子未來會沒有工作。」
她和其他一些人都認為，更多地觀望大局，對澳大利亞更有利。
澳大利亞比很多國家更少依賴出口（約佔GDP的20%），但是出口直接關係到就業和福利，這使得中國成為澳大利亞繁榮的一大動力。
澳大利亞政府的前外交政策主管里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表示，關鍵是澳大利亞要能夠在食品安全、能源和氣候變化上進行合作。
範·德克萊預測，隨著中國的中產階層成長起來，澳大利亞的其他市場機會也會出現，特別是在衛生和醫護等領域。
還有一些人認為，流散在澳大利亞的大量中國人也不應該被忽略。澳大利亞居住著走過120萬有中國血統的人口，當中很多是在過去10年裏移民——這保證了深厚的社區聯繫。中國消費者仍然偏愛澳大利亞的教育和旅遊，一部分也是因為這一點。
但是在政治層面，堪培拉與北京的關係陷入幾十年來的最低點也是一個共識。儘管澳大利亞一再發出請求，但是兩國領導人已經有三年沒有進行雙邊會面。
戈利教授稱，政府應該致力幫助澳大利亞企業與中國企業溝通，但是她擔心，這正在受到「惡化的」政治關係影響。
另一些人指，澳大利亞需要在外交政策上更有策略性——比如，它應該在想法相近的國家群體內批評中國，而不是單獨站出來說話。他們還認為，總理莫里森應該駕馭政府內部的鷹派。
不過，前外交官司莫德說，圓滑的外交最終只是「包裝」：「不管包裝得多好，中國經常還會是反對裏面的實質。」
莫里森已經說過：「我們只是做澳大利亞人。我們沒有做過，也不打算做任何與我們價值觀不符的事，也沒有打算以任何方式對與中國的關係表現敵意。」
莫德說，澳大利亞沒有改變過，但是中國是發生了根本改變。他認為，北京變得更加有攻擊性，而且是一個威權政府。堪培拉和其他民主政府一樣，已經不能再為了經濟利益而忽略政治現實。
「經濟手段報復的風險將會是這場關係當中『新常態』裏一個長期組成部分，」他說，「我們不能既擁有自己的蛋糕，還把它吃掉。」
不過，對於大麥田裏的克里斯·凱利來說，他覺得自己就像是諺語裏那只礦井裏的金絲雀。
「我們已經焦慮了好些年了——這種情況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他說，「這感覺就像是最壞的情況已經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