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春節期間我所在的居民小區出現了新冠肺炎病例，被封鎖在小區內兩周。從中國返回英國後,我又被要求在家自我隔離兩周。
按照英國當局的規定，從伊朗，中國湖北省，意大利北部和韓國返回的旅客，即使沒有出現任何咳嗽和發熱的症狀，也要在室內自我隔離兩周。期間要避免同他人接觸。
但來自中國湖北以外地區，意大利和韓國疫區外的地方，以及日本，老撾，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新加坡，緬甸，香港，澳門，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旅客，即使輕微症狀，也要自我隔離兩周，並且避免同其他人接觸。
儘管如此，從北京到倫敦明顯感覺到戒備放鬆。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嚴格執行隔離，即使是一家人在機場喝咖啡或吃飯，都得分隔開一米的距離。飛往倫敦航班上的乘客不多，機上包括空乘人員，人人都戴口罩。等到了倫敦希斯羅機場，乘客走到行李傳送帶等行李的時候，已經有一多半人把口罩丟掉了。
英國機場邊檢的官員都不帶口罩。我面對的邊檢官員面帶笑容，輕鬆地問我在中國有沒有感到恐慌，還問了幾個貌似輕鬆的問題，就放我過去了。似乎英國人對來自中國的人的防範戒備，還不如中國人自己對武漢人的戒備嚴格。
英國當局防止疫情擴散的手段就是所謂的增加「社交距離」。起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從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到了高危國家。我之前逗留的中國北方地區的新冠肺炎病例少於英國，而且那裏的面積比英國大4倍，人口卻不及英國的一半，人口密度是英國的1/8。
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那裏實行嚴格的隔離，要求人人出門戴口罩。而英國當局只建議用溫水和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並沒有要求人人戴口罩。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把中國遏制疫情擴散的努力說成「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推動了整個官僚系統對疫情蔓延嚴防死守。
爆發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僅次於中國的韓國也把遏制新冠病毒蔓延表述為「戰爭」。韓國總統文在寅說，韓國現在正在進行病毒防疫的「戰爭」，韓國將為此投入2500萬美元。
疫情爆發後，世界衛生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Aylward）在中國見證了當局為遏制武漢疫情向中國其他地區蔓延所作的巨大努力。
如果只有當局的政治意志，沒有大量基層民眾的奉獻，很難想象能夠做到中國式的嚴格防疫隔離。隔離實行離不開眾多群眾志願者，這些人充任「樓長」，負責實行小區隔離執勤，負責分配物資，發揮溝通作用。
中國的防疫努力令新發疫情病例數字急劇下降，由一個月前每天3千多新增病例下降到了每天200左右。現在反而是其他一些國家面臨著更大的疫情暴發風險。
隨著疫情蔓延威脅擴大，英國也出現了防疫戰爭的說法。英國首相把英國醫療系統的行動計劃稱作「作戰計劃」，英國前財政大臣奧斯本曾呼籲政府「備戰」。但是許多人認為，應對冠狀病毒危機的言辭越來越激烈，英國媒體關於新冠疫情連篇累牘的報道近乎「歇斯底里」。
《獨立報》發表社論說：「我們沒有對冠狀病毒進行戰爭，我們像診治所有疾病那樣診治冠狀病毒。」評論認為那種把英國政府分階段防疫的計劃當作防線，認為一旦防線崩潰就自動導致災難的看法是不對的。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Matt Hancock)在BBC電視辯論節目上說，「如果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就沒有辦法阻止病毒最終蔓延到英國。」
漢考克質疑英國為延遲病毒到來試圖封閉整個國家是否明智，因為如果病毒在世界其他地方蔓延起來，最終病毒也會蔓延到英國。
衛生大臣說英格蘭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告訴他說，禁止航班進入英國只能把疾病到來推遲數天而已。他最後還說，禁止航班進入英國會為輸入藥品帶來困難，因為許多藥品是在國外生產的。
中國大打防疫戰爭和英國盡量不讓疫情影響正常生活的做法孰優孰劣在疫情過後可能會有更客觀的評說，但一直有對當政者防疫舉措的非議。
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民間輿論，特別是社交媒體上，對湖北當局的所謂不作為和問責聲不絶於耳。在中國實行大規模隔離後，又有人吐槽防疫執勤人員粗暴執法。
《紐約時報》記者在採訪世界衛生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時，似乎也提出許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想問的問題，即中國動員社會力量，大打防疫戰爭的做法，美國難以複製，是否因為中國是專制國家？
艾爾沃德說，雖然別國也可以作出同樣的努力，但是這需要速度，資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氣。
有英國公知也表示擔心，當人們認同中國的專制集權可以挽救生命的說法，那麼就有出現以維護公共健康為由實行嚴厲社會控制的危險。
英國媒體報道第一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時強調死者是位患有其他疾病的70多歲的老人。媒體報道還估計說，染上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只有1%。
英國左翼評論員歐文•瓊斯（Owen Jones）在《衛報》評論中抱怨說，同樣是針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人們為什麼沒有像重視新冠病毒那樣重視氣候變化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