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沒有手機，沒有社交媒體，怎樣組織、發動支持者？
雖然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但是，對共產黨統治忍無可忍的東德人還是湧上街頭。
東德第二大城市萊比錫。「星期一抗議」的組織者之一海頓豪爾（Katrin Hattenhauer）回憶說，「我們家裏也沒有固定電話—不准安。就算有，他們也會監聽。」
10月9日那天的燭光示威成為一個轉折點。當天，70000人鼓起勇氣湧入市中心，第一次敢於在人見人怕的斯塔西秘密警察總部外遊行。
示威者高呼口號，「我們是人民」，「自由選舉」、「不要暴力」。大約6000名武裝警察和便衣斯塔西部署在街邊、小巷。寡不敵眾，他們沒有出手。
共產黨宣傳對民眾言行的控制被打破了。僅僅一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事態的突然巨變令東德人和西德人同樣吃驚。
民怨民憤
此前一段時間，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內早已存在普遍的民怨、民憤。1989年，這種不滿情緒迅速飆升。
儘管非法，難以計數的東德人還是會偷看資本主義西德五顏六色的電視節目。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富有、供應豐富，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及。環顧身邊，東德破破爛爛、管控嚴格、商店貨架動輒空蕩蕩。
異見者受斯塔西監視、騷擾，就連人們讀書、就業的選擇也經常會受到制約。
77歲的共產黨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拒絶改革。與此同時，鄰居波蘭、匈牙利都在向民主轉型。
「老大哥」蘇聯的領導人是改革派戈爾巴喬夫。受西方鼓勵，他推出「開放」政策，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迫使蘇聯人直面共產主義政權的失誤。
「戈比」、「戈比」成為迫切盼望戈爾巴喬夫式改革開放的東德人經常高呼的口號。
1989年夏天，匈牙利拆除了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網，給迫切希望逃往西方的東德人開闢了一條通道。由於沒有去其它國家旅行的可能，傳統上東德人大多會去匈牙利度假。
大逃亡的東德人匯成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河。與此同時，還有數以千計的東德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德大使館尋求避難。許多家庭破裂、親人散居各地。
10月7日，戈爾巴喬夫前往東柏林參加東德40週年國慶，敦促昂納克改革。他說，「遲到者總會受懲罰。」
東德政府宣稱，他們讓東德人民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壓榨；建設共產主義意味著人人會有穩定的工作、廉價的住房和公費醫療。
萊比錫聖尼古拉新教教堂，連續幾年，牧師旺內伯格（Christoph Wonneberger）每周一的例行禱告會成為政治異見者的避風港。
1980年代，歐洲連續爆發反對部署核導彈的抗議示威，美國在西歐的導彈基地成為最大的抗議目標。但是，昂納克也默許東德和平運動反對蘇聯在東德部署核武器。
當時20歲的海頓豪爾說，「萊比錫人都知道，聖尼古拉教堂是一個自由的地方。我們知道斯塔西也在教堂內，但是我們的活動沒有被禁止，因為那被看作和平祈禱，而不是抗議。」
「人們越來越團結、心齊，夏季（東德人）的大逃亡對我們幫助很大。許多人加入進來，因為他們失去了家庭成員，萬念俱灰，希望能有一個地方分享經歷，決定未來怎樣生活下去。」海頓豪爾告訴BBC。
9月4日的萊比錫國際節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反對派提供了一個罕見的機會：西方記者獲准進入萊比錫。
海頓豪爾和其它異見人士決定改變9月4日祈禱會的計劃，「我們必須帶人走出教堂，必須讓外界看到，賦予我們的運動一個清晰的形像。」
他們走出教堂，打開橫幅。橫幅上印有「自由集會」、「爭取人民自由、國家開放」等字樣。立刻，斯塔西就衝上來奪走了橫幅。至關重要的是，東德政權的殘暴壓制被西德電視台錄了個正著。
海頓豪爾說，通過那些畫面，東德人「可以認清政府有關我們的謊言，我們不是反革命罪犯。」
前異見人士施瓦貝（Uwe Schwabe）告訴BBC，「東德人快要忍無可忍了，永遠生活在謊言、宣傳中。事實是，萊比錫污染非常嚴重，空氣質量糟糕透頂，臭氣熏天。」萊比錫主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褐煤礦。
進入1989年10月，東德已經有多家不同的反對派組織，前異見人士瓦爾瑟爾（Kathrin Mahler Walther）介紹說，旺內伯格牧師是關鍵的協調人。
「許多人認識到，在東德，他們不能成為自由的記者或者律師。所以選擇研究神學，以此擺脫國家的控制。教會中有不少政府的批評者。」
但是施瓦貝還說，在萊比錫新教教會中，牧師活動人士並不多，50人中只有6個，天主教會選擇避免接觸活動人士。
1989年東德政權倒台
「不要暴力」
旺內伯格牧師、瓦爾瑟爾女士和其它活動人士一起在萊比錫建立起聯絡網絡，讓10月9日的抗議活動引發巨大的衝擊波。
星期一抗議活動已經造成的公眾影響推動了時機成熟。所有人都意識到，這裏真要發生變化了。瓦爾瑟爾女士回憶說。
但是，許多示威者擔心警察可能會開槍。當時，人們對中國當局在天安門廣場鎮壓抗議依然記憶猶新。東德政治局高官克倫茨（Egon Krenz）就曾公開讚揚中國的鎮壓。
所以，萊比錫的抗議人群在街頭高呼「不要暴力！」活動人士還敦促示威者，不要給警察開槍製造任何借口。
「遊行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過，許多上了年紀的人曾經試圖阻止自己的孩子上街。」施瓦貝回憶說。
後來才曝光，其實，東德當局已經下令萊比錫醫院凖備更多的牀位和血漿。
那天晚上，瓦爾瑟爾女士在萊比錫歸正教會一個藏身地給旺內伯格牧師打電話，通告遊行示威的情況。
當時在另外一所教堂的旺內伯格牧師也接到其它活動人士打來的電話。後來，他通過電話為西德電視台新聞節目做連線採訪。瓦爾瑟爾解釋說，「我們可以通過西德電視台向東德人喊話。」
另外兩名活動人士拉德姆斯基（Aram Radomski）和施福克（Siegbert Schefke）有攝像機，但是他們需要一個安全的地點拍攝示威情況。瓦爾瑟爾幫助他們和旺內伯格牧師取得聯繫，牧師安排他們爬上教堂的塔樓。
當年的東德異見人士施福克告訴BBC，「我不敢在街面拍！後來，我在一家酒店和西德《明鏡報》記者施瓦茨（Ulrich Schwarz）見面，我把錄像帶交給他，他當晚帶回去。」
轉天，7萬人和平示威的畫面在西德電視台播出。
抗議大潮無法阻擋。一個星期後，10多萬人再次走上萊比錫街頭，很快，示威擴散到整個東德。
施福克慨嘆，「我現在60了，曾經在鐵絲網那一邊生活。看看現在，我一生中擁有自由的時間比沒有自由的時間要更長。
30年啊，我被關在高牆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