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會當心理師…她1次試鏡踏入電影圈 現成為最佳女主角!

編輯/顧軒  採訪撰文/Geoff BlackwellRuth Hobday  攝影/Kieran E. Scott  圖片版權/2017 Kieran E. Scott kieranscottphotography.com

更開放的音樂視野

Kimbra

Hamilton,New Zealand

還記得〈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這首全球暢銷單曲?其中與創作歌手 Gotye 合作的女唱將,正是來自紐西蘭的 Kimbra。2011年出道的她,曾兩度前往非洲衣索比亞,為國際組織 Tirzah International 盡一份心力。

一直以來,我希望能跟人類產生更深刻的連結,而音樂就是最美妙的媒介。我從八歲開始創作,音樂對我而言是情感出口,也是向世界提問並且尋找解答的方式。當你望著另一個人在舞台上表演,你可以體會他的感受,就算角色互換也相同。過去,我曾前往衣索比亞參與 Tirzah International 的慈善工作,雖然過程很辛苦,但也因為遇見不同的人而真心感受到快樂。Tirzah 為缺乏照顧的婦女與孩子提供工作機會,裡頭許多的婦女是HIV感染者,接受機構鼓勵與支持的她們,敢於創造自己的事業,勇往直前。如今每當我遭遇困難、覺得快走不下去了,我就會想起她們努力工作的身影,那種毫無保留的付出真的很令人感動。

 

閃耀電影新星

Gabourey Sidibe

New York,USA

電影《珍愛人生(Precious)》是 Gabourey Sidibe 的出道作品,讓演技出色的她奪得獨立精神最佳女主角獎,並入圍金球獎等大獎。如今她也參與多部電影與電視影集,成績斐然。

演員這工作塑造了我、改變了我。在學校我攻讀心理學,原先以為自己會成為心理治療師。第一次參加試鏡就是電影《珍愛人生》,沒想到星期一試,星期三就上了。一年半後,我成為史上第八位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黑人女性,這件事給我帶來很大影響。其實學習心理學的背景,也為表演帶來很大助益,身為演員,你要深入角色的紋理思考、轉化成真,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心理學的意義。現在,我的快樂源自於愛自己,並且知道自己值得被愛,這是每個女人的生命課題,對黑人女性來說更是如此。雖然有太多方法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但我會說,維持人類美好的身心靈平衡,就是最完美起點。

 

為伊斯蘭發聲

Susan Carland

Melbourne,Australia

1980年出生的 Susan Carland,除了是作家,更是獲獎無數的社會學家。她的學術研究為當代性別、社會學、恐怖主義以及伊斯蘭文化帶來卓越貢獻,此外 Susan Carland 也在媒體上持續為伊斯蘭女性發聲。

什麼事情能讓我充滿力量?我想是關懷吧。關懷不見得一定是昂貴的(好比開一間孤兒院),而是你的每個微小舉動都涵括在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曾說,「為他人服務,就是你住在地球必須支付的租金。」這段話是我的座右銘。我也常跟孩子說,只要機會就去幫助他人吧,不要只看外表,而是要看見人的本質。身為穆斯林的我,小時候其實是在教會裡成長,17歲時我問自己,「憑什麼相信這一切?難道這就是唯一真理?」於是我開始尋找其他可能性。常常有很多人質疑說,穆斯林過時、野蠻而且充滿性別歧見,但我看見這宗教的核心價值,不僅深具意義而且讓我願意全然相信。假使有能力改變世界,我希望能扭轉所有不平等的對待,原因很簡單,因為所有痛苦與傷害都源自關係的不對等。

 

走過生命幽谷

Zoleka Mandela

Soweto,South Africa

Zoleka Mandela 是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的孫女,曾深陷藥癮與酒癮之中。如今她已從灰暗幽谷中走出,不但創辦慈善基金會,更出版暢銷自傳《When Hope Whispers》。

2010年,我的女兒 Zenani 由於一起酒駕意外過世。遺憾的是,當時我被酒癮與藥癮所困,乃至於她離世之際,我也無法陪伴在她身邊。2013年,我創辦了 Zoleka Mandela 基金會,它就像是我的另一個孩子,藉由基金會的力量,我得以關懷乳癌患者、關注孩童道路安全議題。2010年開始,我戒除了酒精與藥物,徹底清醒。看著四個孩子平安成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他們為我的生命帶來意義。更重要的,我希望天上的女兒可以看到我的改變,為媽媽感到榮耀。

 

自然派彩妝大師

Bobbi Brown

Chicago,USA

彩妝大師 Bobbi Brown 於1991年成立同名品牌,她曾於2013年發起特別企劃,希望女性能藉由教育獲得更多力量。如今 Bobbi Brown 已推出第九本著作,持續為世人介紹生命的各種美好。

很小的時候,大約是賈桂琳・甘迺迪的年代,我就愛上了彩妝。大學畢業後,我在餐廳做過服務生,之後前往紐約參與電影製作,但那工作實在不適合我。我也做過雜誌兼職化妝師,八〇年代的化妝效果很人工,好比蒼白的皮膚、過度誇飾的唇形與眉毛,因此我自創品牌、推出 Bobbi Brown 彩妝系列。我對色彩的要求很嚴格,色調要與膚色相襯,臉上的每種搭配都是一門學問。我的工作就是協助女性展現完美自我,你不需要變成他人,只要畫上眼線、刷上睫毛膏與腮紅,就會感覺很不一樣。我現在活得很開心,對快樂的定義也很簡單,婚姻幸福、擁有美好家庭與人際關係、跟一群信賴的人一起工作,這就是快樂。

 

最狂龐克樂團成員

Nadya Tolokonnikova

Siberia,Russia

出身於俄羅斯西伯利亞的 Nadya Tolokonnikova,大學時研讀哲學,如今是藝術家、政治行動家,以及全球知名女性主義龐克樂團 Pussy Riot 的創始成員。

雖然我是 Pussy Riot 的創始團員,但它不屬於我,我的個人行動也無法代表它。因為 Pussy Riot 的概念非常簡單,就是民主政治的樣貌,每個人都能不受拘束、大方發表意見。俄羅斯傳統文化帶給女性太多不平等限制,好比見面時男人不用跟女人握手、唯有主流價值的美才是王道、女性到了三十歲就開始嘆息年華老去。如果真能為世界帶來改變,我希望人們能更有耐性、互相尊重,並且多多瞭解對方,減少人我之間的差距。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Jody Williams

Vermont,USA

她是七〇年代反對越戰先鋒,也是八〇年代反對美軍涉入中美洲戰爭的鬥士。由於倡議全球反地雷工作,讓她在1997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目前 Jody Williams 擔任諾貝爾婦女倡議組織主席,繼續為戰火地區女性提供更多援助。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代表我就是慈愛的泰瑞莎修女,我還是有看不慣的人事物,這才是真實人生。假使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擁有足夠薪資與良好居住環境,相信壓力會減少許多。如何用正義公平的方式維持和平,是我最關注的議題。我們不僅要關懷他人,更需要強大的組織介入,才能讓需求被看見,而這就是「政府」該做的事!從個人角度而言,如果我今天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或者沒有努力朝向目標邁進,那天結束後我甚至不敢照鏡子,會覺得愧對自己。如果可以改變世界,希望人們多關心我們居住的星球,只要深夜聽見貓頭鷹叫聲,就會令我開心不已,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

 

永不放棄的鬥士

Carly Findlay

Victoria,Australia

被媒體評選為「2014年澳洲最富影響力百位女性」的 Carly Findlay,患有先天基因疾病魚鱗癬症(泡泡兒)。她不但是部落客與作家,更透過自己的現身與力量,希望為不同外表的人帶來更多的包容與溫暖。

一出生,我就被診斷罹患嚴重的魚鱗癬症。只要皮膚受到感染,我就得住院,傷口痛楚讓我寸步難行,全身被繃帶包裹,像木乃伊一樣。不過,跟身體受到的痛楚相比,旁人的異樣眼光才是最難以忍受的事。還記得小學上體育課,我只能坐在場邊,眼睜睜看著同學在場上奔跑;高中也沒好到哪去,同學都很糟糕,我沒有太多朋友,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學會怎麼與別人相處。小時候的我,總恨不得用盡方法改變自己的外貌,不過,現在不會這麼想了,因為我能接受它。如今,我婚姻很幸福,有個疼愛我的老公,這是小時候的我從沒料想過的。

 

我依舊完美

Embeth Davidtz

Indiana,USA

美國女星 Embeth Davidtz 曾演出《辛德勒的名單》《BJ單身日記》等電影,在2013年被診斷出罹患乳腺癌三期,隨後接受化療、免疫治療以及淋巴結與乳房切除術。面對鏡頭、她大方袒露身體傷痕,訴說令人動容的生命故事。

提及生命裡最重要的事,我立刻可以想到兩個。首先是我的孩子,在這樣紛擾的年代,教養孩子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我當然希望孩子過得開心,更重要的,是希望他們別走冤枉路。另一件事,就是我在47歲被診斷罹患乳腺癌,歷經癌症的淬煉,現在的我,不僅想與更多人分享我的心境,還要讓大家了解治療的重要。我從不認為手術後的我會與不完美、醜陋劃上等號,相反的,這段經驗是如此珍貴不凡,讓我能透過自身來傳達自信。如果每個人都能懷抱一顆善良的心並且堅持它,哪怕每天只有一小時,我相信這世界會變得更好。

 

傳奇中餐女王

Cecilia Chiang

Wuxi,China

Cecilia Chiang 出生於中國無錫,當年離開戰火頻仍的中國移居舊金山,開了遠近馳名的中式餐廳「福祿壽」。執掌餐廳三十年的她在1991年退休。憑著對料理的卓越貢獻,於2013年獲頒詹姆士・比爾德基金會終生成就獎。

能在美國生活、完成夢想,是我最感激的事。當時的女人,就算有天份也不見得有發展的空間。小時候,戰爭一場接一場,1937年我們舉家從北京逃到重慶,手上沒有地圖,走了大半年才到。後來在重慶遇到我丈夫,我們搬去上海,生了兩個小孩。原本盼望就此安定,但隨後共產黨來了,因為我丈夫為國民黨工作,我們只得拼了命地繼續逃,1950年從東京一路飛到舊金山。剛開始開餐廳的時候,可以說所有事都跟我犯沖。首先因為我是女人,而當時的餐廳老闆都是男性。再來我只會說中文,不會說廣東話,所以到中國城採買,店家都認為我是外地人、不讓我記帳。到了現在,我活的很樂觀、有好多愛我的朋友,我也閒不下來。就我這樣的年紀來說,健康狀況算挺不錯的。每次當我喝點小酒,大家總會調侃地問說,「你還能喝酒呀?」我會回答說,「能!怎麼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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