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是登山好手亟欲挑戰的目標。然而，當地的雪巴人常說：「人無法決定是否能登頂，這是珠穆朗瑪峰決定的」。自1960年人類第一次登頂以來，這座被藏族人稱作「大地之母」的山峰，多番以其嚴母之姿令許多人與她長伴左右，然而這一留，可能是永遠。
登山者和雪巴人的屍體被太陽曬得發白，面目猙獰、四肢扭曲，有的隱藏在冰川的裂縫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積雪下，還有的直挺挺橫躺在積水盆地的斜坡上。
BBC 專欄作家 Rachel Nuwer 描述珠穆朗瑪上屍橫遍野的情境
目前在珠穆朗瑪峰上，仍有超過200具屍體，成為登頂路上隨處可見的警告；靠近頂峰處的屍體更是堆積如山，登山者有時不得不跨越他們。這些屍體多因被急凍而保存完好，使得後來的登山客漸漸把他們當成路標，甚至為某些遺體取了綽號。
1996年罹難的印度登山者帕卓（Tsewang Paljor），登頂時與同伴走散，最後在暴風雪中顫抖而死。帕卓的屍體躺在所有登山者登頂時都會經過的洞穴旁，雪量不足時，登山者有時必須踏過他的腳才能前行。因為帕卓身穿螢光綠的登山靴，登山者稱他作「綠靴子」（Green Boots）。如今，「綠靴子」已成為登山者衡量與山頂距離的標示點。
帕卓罹難2年後，著名登山女傑法蘭西（Francys Distefano-Arsentiev）成為第一位沒有攜帶氧氣瓶的情況下登頂的美國女性。下山時，她與同行的丈夫瑟蓋（Sergei）被迫留在8000米高以上的「死亡地帶」過夜。後來兩人也走散了，瑟蓋選擇回頭找妻子，卻不慎失足摔落在近9000米高的冰川上；而法蘭西雖然嘗試向兩名登山者求救，但對方最後在氧氣瓶耗盡前也不得不放棄她。於是，法蘭西的遺體被冰封在極地，人喚「睡美人」。
「死得其所」之難
並非每位死去的登山客家屬都希望將遺體留在山上，但事實是，將屍體運下山所費不貲，可能高達3萬到7萬美元。對於時常被委任此任務的雪巴人而言，更是危險。
首先，雪巴人必須先在惡劣的環境中找出目標遺體的位置。多數死者的罹難地點都位於含氧量僅有海平面1/3的「死亡地帶」。那裡的低氧量與不穩定的天候使得登山者往往被警告在下午2點就得啟程下山，而在長年未經清理的屍體及垃圾滿布的情形下，行走山路更是艱險。
在高山上即使撿起一片糖果包裝也很費事，因為它會完全結凍，你必須把它從周圍的冰塊中挖出來。
尼泊爾登山協會會長安·策林·雪巴
找到遺體則是另一項挑戰的開始。尼泊爾登山協會（Nepal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主席安·策林·雪巴（Ang Tshering Sherpa）表示，搬運遺體最好的時機是意外發生當時，因為那之後遺體會完全結凍、與周遭的冰嵌合一起，所以在搬運前必須先把它從冰塊中挖出。雪巴指，一般80公斤的遺體，凍結時可能重達150公斤。
因為山上沒有足夠木材或其他燃料火化遺體，且救援直升機因為技術及地理限制，很少冒險停在6400米以上的營區，雪巴人必須將遺體運往較低的營區。根據知名登山者亞內特（Alan Arnette）表示，雪巴人通常把遺體放在某種器具中，有時是雪橇，但通常只是一塊綁着繩子的布料，然後帶着遺體一路往下滑，直至目標營區，偶爾穿過冰川裂縫時，還須搬起遺體。
珠穆朗瑪峰。攝：Thomas.fanghaenel
亞內特指，要將一具遺體帶下山需要耗費6至10個雪巴人將近一整天的時間，有限的時間更增加了任務困難度。惡劣天氣隨時可能出現，而隊伍其中一人也很可能在攜帶沉重的遺體時打滑，完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體力活。
留下來的人最難受
當遺體長眠於珠峰，甚至成為有名的拍照景點時，死者家屬是最難受的。帕卓的弟弟辛利（Thinley Namgyal）回憶，當他在網絡上看見哥哥被稱作「綠靴子」且被當作路標時，內心充滿震驚及失望。他也怕讓家人知道此事：「老實說，甚至看網絡上的照片對我來說都非常困難」。
法蘭西的兒子保羅（Paul Distefano）記得當他在網絡上看到母親的屍體照時，自己有多痛苦。「那真的很丟臉，就像是被你的老師叫來，但不知道怎麼讀課本一樣，很可怕。」
11歲那年，保羅看着身為世界級登山者的母親，決定不帶氧氣筒前往珠穆朗瑪峰，他說自己一直有着不祥預感，以致於得知母親的死訊時，並不意外。保羅說，他並未對母親心存怨恨，也知道自己永遠都必須面對母親的死亡，但某方面來看，他認為母親死得其所。
但陪伴法蘭西度過生命最後幾小時的伊安（Ian Woodall）放不下，他始終為沒能救法蘭西，以及其遺體被當做地標而感到困擾。2007年，在同行夥伴凱西（Cathy O'Dowd）支持下，伊安回到珠穆朗瑪峰，只為讓法蘭西「不再被看見」。
這次旅程並不順利，伊安與雪巴人同伴來到當初離開法蘭西的陡坡，原本希望為她蓋一座岩石墳墓，卻發現該區域的雪深達4英呎，完全找不到法蘭西蹤影。
於是他們開始挖掘，找到遺體。但因地基極不穩定，他們放棄在陡坡上建岩石墳墓，轉而把遺體用美國國旗包覆，並在簡短告別後，用繩索將她送下她先生跌落的懸崖。這總共花了5小時。事後伊安表示，「這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事，比登頂要難多了，但我想卸下這份重擔的想法非常強烈。」
我母親跟我因為血緣而連結，他們則因為死亡而有了關連。我認為他們跟我同樣有權利移動她的遺體，我的家族感謝他們的付出。
罹難登山者法蘭西的兒子保羅
再一次，保羅看了媒體報導後才得知此事，他起初感到有些不滿，但後來意識到，目睹母親生命最後一刻的伊安與凱西，也與她建立起專屬於他們的連結。
得知伊安對法蘭西所做的努力後，「綠靴子」帕卓的弟弟辛利也聯繫伊安，希望他能為帕卓做同樣的事。但辛利低估任務開銷，印藏邊境警察也以遺體完全卡住且不一定是帕卓遺體為由拒絕協助。如此，已為法蘭西花了大筆金錢的伊安只得拒絕辛利。
出動清理團隊，守護「被埋葬的權利」
由法蘭西的例子可見，清理遺體工程之浩大，無法僅由少數者承擔。於是，清理遺體的任務應該落在誰的身上——這個問題多年來就像是遺體般原封不動地存在着，且隨着遺體數量的增加，以及氣候變遷導致更多遺體自融雪浮出，變得更加緊迫。
圖為珠穆朗瑪峰營地。攝：Imagine China
有人加緊腳步想解決這問題。2008年起，尼泊爾登山協會主席安·策林·雪巴及其兒子達瓦·史地文·雪巴（Dawa Steven Sherpa）便率領一批清潔團隊，每年在山上進行清理，至今已清理超過1.5萬公斤的垃圾，以及數十年來多達800公斤的人類排泄物。
每當遺體出現，這個小團隊也被視為首選。截至目前，他們成功處理數具屍體，其中包括4名雪巴人、1名1975年失蹤的澳洲登山客。安·策林·雪巴表示，「如果可能，應該為每具遺體舉辦葬禮，只是當遺體被冰凍在8000米的山上，這不太可能。但我們至少能將他蓋住，給他一點尊嚴，這樣人們就不會拍照了。」
近兩年，經常拜訪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者發現，山上的遺體數量減少許多。冒險家哈納（Noel Hanna）表示，他在2014年5月時發現，不僅「綠靴子」消失在大家熟悉的洞穴附近，因許多罹難者的各色羽絨衣而被稱作「彩虹嶺」的珠峰北側，屍體也從過去10具減少至只剩兩三具。
他們的作法非常（有）中國（特色），他們不告訴我們他們在做什麼，也不想宣傳。
尼泊爾登山協會經理達瓦·史地文·雪巴
哈納表示目前仍不曉得是誰所為，但他懷疑可能是中國官員在得知此情況後，讓管理珠穆朗瑪峰北側的中國西藏登山協會和中國登山協會私下處理的。中國方面表示不方便透露，常與中方合作的達瓦·史地文·雪巴則指，中國政府往往不會透露他們的行動，也不希望私人清潔隊干涉，「就我看來，這是一種民族自豪感的問題」，他說。
因為「必須」而繼續上山
這些遺體照片顯然未能嚇阻登山者，相反，它們成為了挑戰珠穆朗瑪峰的成就所在。登上世界之顛曾經是人類渴望征服宇宙的象徵；更多時候，登山的原因或許只如同於1924年死於珠穆朗瑪的著名英國登山者 George Mallory 所說的，「因為山就在那裏」。
在營地稍作休息的登山者。攝：Sumita Roy Dutta
保羅記得母親法蘭西離開的前一天，她經過保羅的學校，決定讓保羅決定她要不要上珠穆朗瑪峰。保羅清楚記得自己告訴母親：「如果我告訴妳不能去，那麼有天當你成為一位在搖椅中的老太太時，妳會說：『可惡，我應該去爬的』，我不希望當那個聽你抱怨的人。」
然而那晚，保羅做了惡夢：夢中兩名登山者，身處白茫茫之中，雪像蜂群那樣襲擊他們。保羅醒來後，打電話給母親說他想反悔，但法蘭西心意已決，她說：「你知道的保羅，我們昨天談過這事。你是對的：我必須做這件事。」
直到現在，保羅說他仍不認為任何科學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想要爬這些危險的大山。「到最後，我母親上山的唯一理由就只是因為，她必須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