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櫻花盛開的時節，出生於山東東營農村的21歲女孩王文麗，來到日本本州最西端山口縣一個偏僻的城市。這裏與王文麗的家鄉隔著韓半島相望，她的父母都是普通農民，家裏還有兩個弟弟。來日本並不是為了觀賞櫻花遊山玩水，而是以「研修生」的身份去一家食品加工廠「學習」三年，名義上要在日本學習先進的工業技術，帶回自己的祖國，為中國工業發展和中日友好做貢獻；而與大多數打工者一樣，王文麗當時心裏只有一個想法「掙錢，回家蓋房。」
她被分配到山口縣的一家食品加工廠，每天9點上班，6點下班，星期六加班一整天，只有星期天休息。工作非常簡單，甚至可以說單調，只是反覆將切好的肉塊按照指定分量裝入包裝袋，工作時不需要與人協作，也不需要專業技能，站着裝上一天，一週六天毫無變化，一干就是三年。
研修生們沒有多餘的娛樂，休息日就和工友們湊在一起用從中國帶來的DVD碟機看看國內電視劇。
「工作上累，生活上悶，」2008年來到日本的王文麗，說起自己的研修生經歷就是「累」和「悶」兩個字，語言不通的她和老闆沒什麼交流，遇到困難了只能和其他工友一起瞎子摸象般的瞎捉摸。為了來日本，王文麗向中介交了4000元人民幣中介費和35000元人民幣保證金，如果她中途放棄工作回國或者黑在日本，保證金就會被沒收。再累再悶，也要忍著。
1950年代，日本開始接受從發展中國家來日本學習先進知識和技術的外國學生，稱「研修生」，初衷是為了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技術支援。隨着80年代後期日本「3K」（指「骯髒、危險、辛苦」）工作從業者不足日益嚴重，日本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只好交給「聽話又便宜」的外國勞動力。「研修生」漸漸失去了原有的含義和面貌，變成日本解決勞動力短缺的方法。
可是，研修生的境遇並不如意。王文麗只是生活煩悶，與他在同一家工廠工作的劉德威說，「最怕生病，不知道該找誰，怎麼辦，花多少錢。」他在研修生期間曾患慢性闌尾炎，語言不通缺乏幫助，一直忍着，直到不得不進行手術。「我舅在大阪打工，最後去找他，他比較熟悉當地，帶我去了醫院。」
悶、累、病，這些都還只是生活煩惱與瑣事，僱主剝削和侵犯人權才是研修生們面臨的最大考驗，也讓部分研修生走向「失蹤」乃至「犯罪」。
「聽話又便宜」 外國研修生彌補日本勞動力短缺
1990年，日本政府開放中小企業招收外國研修生，很快外國研修生赴日工作開始形成規模。研修期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而技能考試形同虛設，目的僅僅是保住「學習先進技術」的虛名。
王文麗正是隨著這股浪潮，成為了那一年約7萬赴日研修生大軍中的一員。
第一年名義上仍是「學習技術」，所以每個月只有6萬日元左右（按目前匯率約為517美金）的津貼。「熬過了第一年，第二年每月12萬，可以加班領加班費，終於能存下錢了。」王文麗說。
2008年山口縣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時薪668日元（不到6美元），而王文麗第二年之後的工資也低於這個標準，僅為時薪600日元。
按照合同幹滿三年，王文麗如願回家蓋了新房。儘管過程苦楚，但她自認運氣不錯：「比起來，我們廠待遇算好的，有的廠聽說有累暈過去的。」
從1990年代至今20餘年間，來日研修生數量年年增長，2016年6月的統計數據顯示當時在日本的外國研修生人數超過21萬，這些研修生分布在日本各地從事紡織、機械、農林、建築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總體上來自中國的研修生仍居多，但隨着中國薪金增長，中國研修生數量在不斷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越南的研修生。
長時間勞動、剋扣工資和隱瞞工傷等違反勞動法和侵害人權事件頻繁發生，屢禁不止。2006年，勞動基準監督署整治了1209家違反勞動法的僱傭外勞的企業，由研修生本人揭發的違法行為達232件，根據推行研修生制度的「國際研修協力組織（JITCO）」通過巡迴指導掌握的數據，違反勞動基準法和勞動安全衞生法，以及沒有加入社保的違法案件達7397件之多，而被揭露出來的還僅僅是「冰山的一角」。
2010年7月，在勞工組織等的不斷抗議下，日本國會修改入國管理法，研修生不再需要第一年的「學習」期，從進入日本的那一刻就是一名受到日本勞動法保護的普通勞動者，法律還進一步強調了對外國勞動力人權的保障，並要求赴日研修生來日本之前必須學習基礎日語。
法律修訂後，研修生的人權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外國研修生生活在極其低廉的薪水和高強度長時間勞動的陰影之下。
2016年11月29日，福井縣大野勞動基準監督署向當地檢察廳起訴五家縫紉企業的經營者違反勞動基準法。在這五家企業工作的32名中國研修生加班時間嚴重超過規定的每月50個小時，最多的一個月加班超過139個小時，是規定的三倍。
同樣是2016年，由勞動局勞動基準部、入國管理局等部門聯合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小型紡織縫紉業聚集的岐阜縣內，僱傭外國研修生並願意配合調查的纖維製品企業中，有55%左右都沒有依法支付加班費，50%的企業支付的工資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標準。
致力於維護研修生權益的愛知縣勞動組合總連合（愛勞連）榑送佐一議長，向端傳媒介紹了最近處理的一個案例：某纖維行業工廠中，作為研修生來日本工作的越南女工，每天從早上8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加班費不足400日元，還不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半。
有女工過勞暈倒後被工友叫來的救護車送往醫院就醫，僱主不僅不承認工傷，推卸責任，還譴責員工叫救護車在鄰里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給鄰居添了麻煩」。
面對研修生們的抗議，僱主非常傲慢地罵道：「你們外國人只會做壞事，報紙和電視上都說了。」
失蹤、非法勞工、犯罪 日本民眾眼中的外國研修生
黑心僱主提到的「做壞事」是一部分日本民眾對外國勞動者根深蒂固的印象，從研修生制度實施開始，外國研修生就和「失蹤」、「非法就業」和「犯罪」聯繫在一起。
但這種負面印象究竟是否屬實？榑松向端傳媒出示了由勞動組合獲取的、2016年9月至10月的最新失蹤統計數據。
數據顯示研修生失蹤存在着很大的行業差，建築行業的失蹤人數最多，佔該行業外國勞動者的14.3%，也就是說每7個研修生就有1人失蹤。而同樣是低薪金超時間勞動的紡織業，則只有0.8%的人失蹤。失蹤意味着潛逃，或者更糟糕的命運。
「建築行業會受到天氣等影響，開工日不定，研修生不能獲取穩定的收入，而他們為了來日本都在祖國交給中介100萬日元，有很大的回本壓力，」 榑松解釋道，「另外，建築行業人員經常靠暴力解決問題。很多研修生在職場被打，有苦不能言，只好逃跑。」
建築行業沒有考慮到研修生所背負的生存壓力，貿然引入大量外國研修生。
同時法律沒有給予足夠的規範和指導，最後導致了這種惡果，到頭來「做壞事」的惡名落到了外國研修生頭上。
「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考慮行業的特性，在細節上規範和強化法律，保護僱傭雙方的權益。」 榑松總結到。
少子化、老齡化 停不下的研修生制度
接納外國研修生引發了日本社會的諸多問題，可在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社會環境下，在移民政策遲遲不能被日本社會所接納的現狀下，通過外國研修生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為了更好的保護研修生權益，也是保障勞動力的可持續補充，2016年11月，日本正式通過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適正法，規定研修生的薪資必須和日本人同等待遇，研修生期限從3年延長至5年。並新設「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對僱主進行監管，如果發現違法行為，立刻取消僱主的僱傭資格。與此同時，允許嚴重缺乏人力的護理行業僱傭外國人研修生，並且不設國別限制。護理行業同第二產業不同，需要面對面進行服務，對於專業知識和語言能力要求更高，工作難度更大。
與前輩王文麗相比，2015年5月才來到三重縣零件加工廠做研修生的張呈，趕上了更好的時代。
張呈今年24歲，在工廠裏負責操作數碼機床，在來日本之前一直從事手機維修行業，「工作上有問題就問工廠裏的技能者。就是開始的時候怕學不會，壓力有點大。」
技能者是工廠裏負責教研修生技術的技術老手。因為張呈在國內中介接受了3個多月的日語培訓，所以可以和技能者用日語進行簡單的溝通。當地的勞工組織會定期和研修生及僱主溝通，充當橋梁解決問題。「如果生活上有問題就找勞動組合（編者注：日語，意為組織）的老師商量，生活上過得不錯，就是吃的不習慣。」張呈告訴端傳媒。
他說來日本一方面想掙錢減輕父母負擔，另一方面也想趁年輕出來看看，於是週末休息時偶爾去旅遊，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等城市都去了個遍，非常讚賞日本對歷史建築和文化的保護。
「幹完就想回去，不再回來了，」張呈說。雖然沒存下什麼錢，也沒想好回去要做什麼，但他卻決心不再來日本，原因很簡單，「日本菜不好吃。」
（應當事人要求，文中出現的研修生王文麗、劉德威、張呈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