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看起來格格不入的符號。在上海市中心，這座城市閃閃發光的摩天大樓附近，我發現了一座古老的磚砌建築，上面裝飾著大衛之星。這個猶太標誌很小，很少有路人會注意到。但它見證了上海歷史上最不尋常的故事之一，就發生在這裏的提籃橋附近。
20世紀30年代，對於成千上萬絶望的人們來說，這座中國大都市是最後的選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城市都對想要逃離納粹德國暴力迫害的猶太人實行入境限制。但上海沒有。這個多元文化的綠洲住著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和伊拉克居民，是少數幾個接納猶太難民地方中的一個，不需要簽證。
儘管上海距離猶太人在德國、波蘭和奧地利的家園超過7000公里，但在1933年至1941年期間，逾2萬無國籍猶太人為了躲避大屠殺逃往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不只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它也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有一個已經建立的俄羅斯猶太人社區，十年前，他們建造了帶有大衛之星的建築：摩西會堂。
起初，上海的生活對新人來說是平靜的。猶太難民受到上海居民的歡迎，他們創造了強大的社區，有學校和活躍的社會場景。一些難民開始從事牙醫和醫生的工作，其他人則在附近開設商店、咖啡館和俱樂部。
難民們所沒有預見到的是，他們走遍全球，結果卻落入了納粹最強大盟友的手中。1941年，日本佔領了上海。在納粹的指示下，日本軍隊圍剿了該市所有的猶太人，並將他們限制在提籃橋。上海的猶太人聚居區由此誕生。
我停在提籃橋霍山公園的一塊石頭指示牌前，這段黑暗的歷史在我腦海中盤旋。這是一個寧靜的小綠地，小徑蜿蜒於鬱鬱葱葱的植被中。當我拍照時，一群坐在長凳上的中國老人帶著困惑的表情看著我。雖然提籃橋的猶太歷史確實吸引了一些國際遊客，但這個地區仍然遠離城市的主要旅遊路線。
正如銘牌(用英語、普通話和希伯來語)所解釋的那樣，霍山公園周圍的這片區域是猶太人聚居區。這個貧民窟北鄰周家嘴路，南鄰惠民路，東鄰銅北路，西鄰公平路，面積約為1平方英里。20世紀40年代初，超過1.5萬名猶太人居住在這些邊界內，霍山公園充當了一種公共客廳，許多猶太人白天聚集在這裏。與當時歐洲的一些猶太人聚居區不同，提籃橋並沒有被圍起來。但據研究上海猶太歷史的以色列記者、專家德維爾·巴爾-加爾(Dvir Bar-Gal)說，這是一個貧困和蕭條的地方。巴爾-加爾從2002年起就一直帶領遊客參觀提籃橋。
巴爾-加爾說：「想象一下，你是一名住在維也納的醫生、律師或音樂家，突然在上海(貧民窟)失業。所以，這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但他們想要通過戲劇和音樂等傳統活動來維持猶太人的生活。他們的收入很低，但在上世紀30年代，(提籃橋)的猶太人生活非常繁榮。」
據巴爾-加爾說，甚至在日本入侵之前，與歐洲的舒適生活相比，許多在提籃橋的猶太難民生活貧困。日本士兵從上海各地聚集猶太人，強迫他們全部生活在這個新形成的猶太人區邊界內，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猶太人被禁止離開該地區，即使是為了工作。除非得到日本軍官的許可，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疾病和營養不良困擾著許多過分擁擠的集體收容所。「它從一個貧窮的社區變成了一個極端貧窮的社區，」巴爾-加爾說。「許多人沒有工作，住在公共住房裏，有許多其他的牀、公共浴室和廚房。他們沒有隱私，也幾乎沒有食物。」
儘管有600萬猶太人在大屠殺中被殺害，多達1400萬中國士兵和平民在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中被殺害，但上海的大多數猶太難民倖存了下來。這一非凡的壯舉被大屠殺歷史學家大衛·克蘭茲勒(David Kranzler)稱為「上海奇蹟」，巴爾·加爾(Bar-Gal)說，他們倖存下來是因為猶太人不是日軍的主要目標。
1945年，隨著日本和納粹德國的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軍隊撤退，上海的大多數猶太人迅速離開，遷往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地。但如果上海沒有接納這些難民，這些超過2萬名猶太人中的許多人可能永遠無法從納粹敢死隊手中倖存下來。
如今，提籃橋無疑是華人社區，幾乎沒有外籍居民。巴爾-加爾說，目前居住在上海的猶太人不到2000人，低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約4000人。據他所知，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曾經住在這個貧民區的猶太人親戚。但許多在這裏尋求庇護的人的後代，如果不是在這裏出生，也曾來過提籃橋。
在大流行之前，巴爾-加爾經常向猶太遊客展示他們的祖先在提籃橋許多低矮、破舊的建築中居住的地方。他懷念這段經歷，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了巡演並離開上海。但由於他的缺席，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猶太區的故事並沒有消失，這多虧了坐落在摩西會堂(Ohel Moshe Synagogue)地上的上海猶太難民博物館(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Museum)。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猶太禮拜場所曾是提籃橋的社區中心。2007年，它被改建為博物館，經過大規模擴建後於去年12月重新開放，致力於保存鮮為人知的故事，即像其網站上所說的那樣，上海是猶太人的「現代諾亞方舟」。
猶太教堂的祈禱大廳是博物館的入口，自從正常使用以來一直沒有改動過。據博物館展覽與研究部主任索菲亞·田(Sophia Tian，音譯)介紹，展品展示了提籃橋的猶太社區如何形成，以及猶太難民的私人故事。雅各布·羅森菲爾德(Jacob Rosenfeld)博士的故事尤其讓我印象深刻。1939年，這名猶太難民從奧地利來到上海，後來加入中國軍隊，參加抗日戰爭。他是一名野戰醫生，挽救了許多受傷的中國士兵的生命。在被授予幾枚中國軍事獎章後，羅森菲爾德於1949年回到奧地利與家人團聚。另一個展覽展示了傑裏·摩西(Jerry Moses)充滿感情的回憶，1941年他和家人從德國逃到上海時，年僅6歲。
「如果(上海人民)沒有如此寬容，我們的生活將會很悲慘，」摩西說。「在歐洲，如果猶太人逃跑了，必須躲藏起來，而在上海，我們可以跳舞、祈禱、做生意。」
該博物館還通過提供詳細的小冊子，介紹和標出提籃橋的猶太歷史遺址，鼓勵人們獨自徒步遊覽猶太區。漫步在街道上，讓我不禁想象80年前日本軍隊湧入上海時的提籃橋是什麼樣子。
我看到的第一個建築是雄偉的老鐵欄橋監獄。二戰期間，日本人將數十名猶太難民和中國的異見者關押在厚厚的石牆後。日本人的殘暴使猶太人和中國人有了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經歷。田女士說，這種聯繫仍然很緊密。
「猶太社區與上海當地居民建立了一定的關係、合作和感情，」她表示。「他們把歐洲文化帶到上海，與當地居民和諧相處，在文化上融合。」
接下來，在長陽路上，我經過了一個以前的猶太難民收容所。這7棟多層建築現在主要用作公寓，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這裏住著3000多名猶太人。附近的霍山路和舟山路一帶曾被稱為小維也納，是提蘭橋猶太社區最繁華的部分。上世紀30年代末，這些街道是上海猶太社區的支柱，在前百老匯劇院樓頂的吉祥物屋頂花園(Mascot Roof Garden)，猶太人的生意和定期的社交活動比比皆是。這座優雅的裝飾藝術建築現在是一家小酒店，二戰前曾是這座城市猶太人的歡樂源泉。
這種情誼是維繫上海猶太社區精神的關鍵，許多人在歐洲的家人仍面臨生命危險。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滿懷希望的企業家希望通過發家致富，把上海從不起眼的小漁村變成了世界第五大城市。而提籃橋給猶太難民提供的不是財富或奢侈品，而是更有價值的東西：安全。
80年後的今天，發生在這裏的令人振奮的生存故事傳上世界各地。如果你在尋找一顆孤獨的大衛之星，尋找一塊小石碑，然後走進一座仍然矗立著的猶太教堂，你會了解到中國如何庇護那些驚恐的猶太人，他們在家鄉沒有權利，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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