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iStock）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這個曾經頗有幻想成分的問題，在2020年變得愈發現實。
無論是2030年、2028年，還是2032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到來因為兩個因素變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時意義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此後一個世紀，全球經歷了二戰、冷戰、蘇聯解體、反恐戰爭，以及不知多少次區域戰爭和經濟危機。但美國第一的經濟規模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蘇聯計劃經濟全盛之時，規模只到美國四成左右；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一度接近美國經濟的七成。
不過，兩個國家都未完成對美國的反超，一個解體，一個停滯。
20多年過去，中國站到與當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國經濟規模也達到美國的七成左右。緊接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冰凍，一季度陷入幾十年來首次負增長，似乎中國也將面臨日本相似的命運，從巔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來，這塊中國經濟道路上的絆腳石，在年底回看時，卻成了墊腳石。
2020年中國很快控制住疫情，從第二個季度開始反彈，甚至在歐美疫情肆虐下，中國產能全開，外貿數據意外激增。美國卻反覆經歷疫情回潮，領失業救濟的隊排得越來越長。
此消彼長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這場世紀疫情中突然縮小，讓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意味著世界格局洗牌？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衝突？亦或是這一天根本不會到來？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不同的智庫都給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這已經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與晚」的問題。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蘇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預計為2028年。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也認為，這一天將在2028年到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國發院共同出版報告《中國2049》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反而中國智庫的估計最為保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稱，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確切年份並不重要。 」《中國2049》的共同作者、美國布魯金斯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逐漸趕上領頭羊。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要習慣與發展中經濟體分享國際舞台。
作為歷史學家，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也認為，中國在GDP總量上接近並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歷19和20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動亂與興衰之後，再次回到了18世紀清中期的全球大國地位。
這個問題在社交網絡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但在受訪專家看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發展的態勢和規模，決定著這場超越很合理。
杜大偉（David Dollar）解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因此中國只需要達到美國生產力的四分之一，就能達到同等規模。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非常多元化，涵蓋大多數工業門類，並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全球之最，約為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會自然而然超越美國。 」
馬釗則補充認為，還歸功於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的政治穩定，宏觀政策的連貫性較強。
細看各個智庫的報告，即便最樂觀的預測，也不認為中國躺著就可以輕鬆贏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
在中國國內，老齡化成為在前進道路上最兇悍的「灰犀牛」。
《中國2049》中描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嬰兒出生率被人為壓低，而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迅速擴大到65%左右。因此中國迎來一波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形成了「生產性」勞動結構。換言之，「花錢的」人口少，「賺錢的」人口多。更幸運的是，中國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然而，40年過去，「紅利」變成了「負累」，當年佔比巨大的勞動人口，逐漸老去，當年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即便現在中國逐步放開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見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窗口，恰恰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區間。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表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202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與此同時，過去不斷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以年均780萬人的速度減少。
反觀美國，生育率高於中國，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補充勞動力人口，相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作為一個傳統非移民國家，中國如何調動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彌補勞動力紅利的下滑，這是來自國內社會的挑戰。」馬釗表示。
不攔住「老齡化」這頭灰犀牛，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完成對美國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院易富賢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結構出現扭曲，這甚至將使中國經濟未來無法超越美國。
長遠來看，除了「老齡化」這只「灰犀牛」，中國還要防範兩隻「黑天鵝」——政治動蕩與軍事衝突。
吳靖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不過前提是避免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動蕩，比如政治不穩定或軍事衝突等。
政治動蕩的可能來自國內。馬釗認為，中國延續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正在被當下「大國崛起」的新口號所替代，那麼中國目前高度集權與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治理日益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在未來10-15年，中國也將面臨領導人代際更替，如何協調個人權威與體制治理的平衡與延續，這成為來自權力內部的挑戰。
軍事衝突的可能來自外部不穩定因素。中國面臨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爭端、釣魚島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等外部不穩定因素，在中美關係快速惡化的背景下，可能演變為中美角力場，爆發區域性熱戰。
台灣的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認為，目前中美間行動還有節制，不過已經朝大國戰爭的方向走去，而中國不斷侵蝕美國霸權地位，可能引來美國的全面反擊，而隨著兩岸敵意的增長，這可能使三方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雖然前路有險阻，但看到這樣言之鑿鑿的預測，中國大概會喜出望外。事實上，中國媒體和學界則多是警惕的聲音。
中國官媒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做出的預測，有向美國和西方世界拉響「中國在加快崛起」警報的意味，要刺激、鼓動西方社會「行動起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即使中國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沒多大意義，因為討論國家實力，GDP是重要指標，但不能僅拿這一個指標來討論問題。比如，鴉片戰爭時大清的GDP是英國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經濟內部結構，以及各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結構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義呢？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杜大偉（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紹，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規模。 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創新能力、優秀的大學、文化影響力和民主治理的質量。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時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已經在恢復。 中國要想在這些軟實力領域與美國競爭，就必須做出很多改變。
回顧歷史，歷次世界第一強國的更替，都不是在經濟超越後完成的。吳靖表示，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英國取代西班牙，美國取代英國。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崛起大國確立了它的經濟地位之後，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
以美國對英國的超越為例，美國在一戰前後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但彼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對國際事務參與度低，全球貿易依然以英國為中心，以英鎊結算。直到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規模大幅領先英國，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美國才在事實上完成對英國的超越。
一個模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東升研究認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圈層結構，美國處在中心圈層，為全世界提供貨幣流動性；第二層以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主，以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為主；第三層為中國、東南亞等國，以製造業為主；最外面的第四層，是中東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國。這個模型，從中心到外圍，以人均GDP為指標，依次遞減。
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憑借人口優勢，將在總體規模上超越美國，但並沒有取代美國處於中心的地位。事實上，中國僅僅希望從第三圈層向第二圈層，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就已經招致美國的打壓。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國際圖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有敵意。
在這個角鬥場上，要想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大國必須盡可能多地獲得權力來保護自己，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最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霸權國，擁有如此多的相對權力來保證生存，同時防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國。
米爾斯海默舉例，美國在西半球成為霸權國，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而崛起的中國勢必尋求亞洲霸權，因為這是生存的最好保證，同樣美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國。
「美國單純試圖遏制或者阻止中國崛起，很難成功，甚至會導致惡性競爭，或引發地緣戰爭。」馬釗認為，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大清王朝全敗，開啟近百年中西熱戰，而朝鮮戰爭導致其後20年的中美冷戰，兩場戰爭的代價巨大，但是歷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國重新崛起的這一刻，這說明外部勢力是很難徹底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可以採取接觸、影響、警示、甚至有限脫鉤的政策，但是美國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中國。
與前幾次美國遏制德國、蘇聯和日本不同，當前的美國「內傷」嚴重。馬釗表示，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內部的極化爭鬥嚴重侵蝕了政治共識、道德共識，去年大選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壓力測試，而對特朗普的二次彈劾和國會山暴亂，說明這場測試慘淡收場。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個任期，2024年美國又將迎來一次政治考驗。這都將損耗美國的「內力」，也必將影響美國的「外力」施展。
簡而言之，國與國的競爭猶如叢林，為了自身生存大國不得不努力攫取權力，遏制其他霸權國產生，因此中國崛起必然招致美國打擊，不同的是美國身患「內傷」，不得不一邊療傷，一邊出招。
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生存是中國的最高目標，那麼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佔有世界權力，其結果是中美間激烈而危險的競爭，而這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值得警惕的是，米爾斯海默寫下上述預言，是在近20年前，彼時中美間實力差距巨大。
20年過去，他的預言似乎實現在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最近一場講座上表示，中美實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這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