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網絡之父」海恩斯：敞開家門結交天下客的傳奇人生

2021/01/31 20:20 BBC News 中文字級：字字

▲（圖／JESPER HAYNES）

吉姆·海恩斯（Jim Haynes），一個以巴黎為家的美國人，既是搖擺六十年代的偶像，也是搖擺六十年代的遺跡，因邀請成千上萬的陌生人到他家吃飯而聞名。他在2021年年初時去世了。

2020年2月，我在新冠疫情封城前最後一次出國旅行。我臨時起意，突然想和朋友一起吃頓飯，於是便買了一張票，跳上了去巴黎的歐洲之星火車。吉姆·海恩斯已經80多歲，身體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但我知道他一定會歡迎我的來訪。任何人想去看他，吉姆總是熱忱歡迎。

那次旅行的精妙之處現在回味起來，就彷彿疫情時代的對立面。在一個潮濕的冬夜，他位於巴黎14區的工作室裏發出溫暖的光芒，吸引了我和其他客人。屋內，人們肩併肩地擠在狹窄的廚房裏。從未謀面的人們聊了起來，三五成群，用紙盤托著晚餐，互相幫忙從共享酒盒上的塑料瓶口裏取酒。

40多年來，吉姆每周日晚上打開家門，歡迎任何來參加非正式晚餐的人們，你只要事先打個電話或發封電子郵件，他就會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單上。他不會問你任何問題。來的時候你在信封裏放上捐款就行。

空氣中總彌漫著熱鬧的氣息，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本地居民、外來移民、旅行客們，都在這個狹小的開放式空間裏聚集混雜。一鍋豐盛的食物在灶上煮得熱氣騰騰，然後分盤擺在一張大板桌上，大家都自取一份，邊吃邊繼續聊著。

吉姆被稱為「社交網絡教父」是有原因的。早在人們都把社交活動承包給美國硅谷的科技大公司之前，吉姆就走在了前面，成為陌生人聯繫的紐帶。

我認識吉姆的時候，他已經年紀大了，但是他的一生過得極不尋常。1933年，他出生在美國的路易斯安娜，十幾歲時曾在委內瑞拉生活，之後在倫敦成立了另類文化中心「藝術實驗室」（ Arts Lab），在那裏他交往的都是英國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搖滾巨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披頭士之一的約翰·列儂（John Lennon）以及他的日本裔太太小野洋子（Yoko Ono）；之後他還在阿姆斯特丹經營過一本性解放雜誌。1969年他在巴黎一所大學任教，成為研究性政治的講師，從此定居在這個城市。

然而，他卻經常被視為蘇格蘭之子，在19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他在愛丁堡創辦了第一家平裝書書店，還合伙創建了Traverse劇院，並且幫助發起了愛丁堡藝穗節（Fringe Festival），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

2021年年初，吉姆去世了，享年87歲。報紙上的訃告稱他為「蘇格蘭垮掉一代的非正式經理人」。

雖然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在功成名就後往往會隱退到自己的小圈子裏，但吉姆卻從來沒有停止過結交新朋友。我第一次與他聯繫是在2008年，當時突然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我在巴塞羅那的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不是寫西班牙的那篇，而是有關委內瑞拉海岸的那篇。這篇文章讓他回憶起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他的父親在石油行業工作，吉姆十幾歲的時，他們舉家搬到那裏。

我的文章是關於通過「沙發衝浪」網站（Couchsurfing）結識朋友，委內瑞拉人把家免費開放給世界各地的陌生旅客們。這是在愛彼迎（Airbnb）研究出如何將這一理念賺錢贏利之前。非商業化的文化交流概念與吉姆的想法不謀而合。

倫敦街頭的大衛·鮑伊畫 — 海恩斯在倫敦期間結交許多的英國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搖滾巨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

他在電郵裏寫道：「回歐洲時，過來吃晚飯吧。」他承諾會告訴我他自己的一個老旅行項目，他覺得我可能也會喜歡。

我當然很感興趣，回來後不久就去了巴黎。想象中與他這樣的文化精英的晚餐應該是比較私密的，但到了我才發現其實更像是學生時代的宿舍聚會，儘管與會者比學生們成熟得多，而且酒也喝得很有節制（吉姆本人滴酒不沾，聚會在晚上11點之前凖時結束）。

一見面，吉姆像老朋友一樣和我打招呼，我們聊著聊著，他伸手到客廳的書架上給了我一本書。封面上寫著《人與人》。這就是他想告訴我的項目。

他解釋說，在20世紀80年代末，他為鐵幕下的國家創辦了一個旅遊指南系列。這個指南看著就像一本地址簿，並沒有標凖的景點介紹和酒店列表，而是數以百計的願意接待遊客的房東名單。他的想法是，如果人們不能親眼去看西方世界，他將通過旅行者把西方帶到他們面前。這其實就是「沙發衝浪」網站的理念，不過卻是線下的。

他遞到我掌心上那本旅遊指南，手掌大小，重點介紹波蘭。我很喜歡，決定去一趟，看看在發生了那麼多變化之後，當年的參與者是否仍然願意接待隨興而去的訪客。

所有房東按照所居的城鎮排列，後面還有兩三行字，包括地址、出生日期、電話號碼和愛好。通過谷歌搜索和慢得像蝸牛一樣的郵寄信，我設法找到了其中的幾個人。大多數人都知道吉姆，要麼認識他本人，要麼是他朋友的朋友。所有的人都對這個項目有著美好的回憶，並且仍然願意給我當嚮導，帶我四處參觀。

在格但斯克，我問公務員克里斯蒂娜·瓦羅布魯斯卡（Krystyna Wróblewska），她當初為什麼願意參加這個項目。她告訴我，她一直幫媒體做事，幫助過記者報道反共產主義的船廠罷工。「媒體拍回來的總是那些頭上綁著手帕的女人和拉著車的馬，永遠給你看老一套的照片，我想見見普通人，打破程式化的形象，也想顯示你腦子裏的那些畫面有的其實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

吉姆告訴我，「我沒想到這份旅行指南辦起來那麼簡單容易」。他先後為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羅的海國家和俄羅斯都製作了指南，介紹了成千上萬的當地人。他有很多本通訊錄，其中有些就進了指南。他接受這些國家當地的報紙和爵士樂雜誌採訪後，又添加了很多新聯繫人。

他說：「俄羅斯的一些老年人害怕被列入西方人的名單，因為他們擔心這會更容易被抓起來送走。」

「但是很多年輕一代的人都願意列在這本指南上。我收到了一袋袋的信。我敢肯定，街道郵遞員很想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寫信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