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多數英國人聽聞新冠疫情時還感覺那是距離自己很遙遠「外國人」的事情，誰知短短一年時間，英國死於疫情的累計人數已經超過十萬。
不少人在問，一個公共衛生系統健全的富裕國家，為何會落到這步田地？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而且疫情過後也肯定會有獨立公共調查。
儘管如此，不少專家已經通過對具體事件與數據的逐一分析，勾勒出一幅英國此番抗疫不力、損失慘重原因的輪廓圖。
一些人直接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政府——比如，作為西歐幾乎最後一個宣佈封城的國家，疫情檢測、監控與追蹤網絡四零八落，而且對老人院等弱勢群體聚居區保障措施匱乏等等……
也有醫學專家認為，疫情暴露了英國社會深層痼疾——全民平均身體素質不佳，肥胖症普遍較嚴重。
當然也有人指出英國作為一個全球商貿、金融、投資、移民、旅遊和留學熱點島國存在的客觀防疫困難，即很難一時一刻斬斷與全球各地民眾間的經濟文化實體聯繫，造成疫情迅速擴散。
很多人觀察到，這次疫情中，台灣、紐西蘭、澳洲等孤懸的島嶼或大陸抗疫、防疫都做得不錯，只有英國表現似乎說不過去。上述諸多例子中，只有英國沒有及時封鎖航路和交通，沒有第一時間控制住病毒的傳播。
批評人士指出，英國的決策者和官方衛生顧問最初提出的是「群體免疫」戰略，也就是讓病毒在民間自由傳播，以期能有足夠的人可以形成自身抵抗力，從而自然遏制或控制病毒傳播。
不過，去年三月在死亡人數高速攀升之後，英國政府似乎被迫放棄了這一戰略。
當然，可以說這種說法有「事後諸葛」之嫌，因為官方醫學顧問當初也是基於數據模擬作出的戰略判斷，而事後發現疫情初期的很多數據並不準確。
疫情爆發後，大批老人院和醫院病人患病死亡，使得政府意識到最初的數據具有片面性，並不準確。
在封城決定遲到的同時，第一疫情高峰過去之後不久，英國政府早在五月就解除禁令，希望恢復經濟，而這一決定事後看，是否也為時過早？
另外，英國政府期待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監測與追蹤系統，最終由於規模有限而未能真正起到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在疫情發生數月之後英國才想起要建立檢測和追蹤系統，這個事實本身就很說明問題——決策者沒有凖備好。
特別是對比起防疫工作較好的台灣、韓國來說，英國的表現差距明顯。
去年夏季，疫情回落，英國原本有機會亡羊補牢，再度嘗試建立全國性檢測與追蹤系統，但最終仍就因為資源有限，無法適應疫情增量而不了了之。
夏季相對低潮的疫情數據也可能給英國決策者造成了麻痺心態，認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誰知八月中旬每日感染人數還不到1000，而轉眼十月中旬就躍升至每日15000。
等到十一月政府再度被迫宣佈各地封城的時候，英國老年福利組織SAGE的發言人憤憤表示：「（政府）遲遲不做決斷本身就是一種決斷」。
不過，等到政府再度決定封城的時候，似乎最好時機已經錯過。2021年初，英國各地醫院的新冠病人開始爆滿，死亡人數激增。
除了批評政府決策問題之外，也有很多專家指出英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導致疫情惡化的深層原因。
比如，作為全球幾大商貿和金融樞紐都市的倫敦，對外部世界的依賴甚重，斬斷與世界的實體聯繫談何容易。僅僅是從歐洲近鄰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輸入的病例截止到去年三月就至少有1300例。
倫敦、曼城等人口眾多，居住密集的大城市，疫情一旦爆發很難控制。
另外，人口老齡化嚴重，肥胖症普及等很多現代富裕社會的痼疾也導致疫情「殺傷力」擴大。
英國在全球橫向對比，應該是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幾個國家之一。
不過，各國之間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表現也不盡相同。
比如，美國疫情和死亡率一直高企。德國、波蘭等歐洲國家在第一波時防疫成績較好，然而第二波死亡率也直線攀升。
歐美國家是否對疫情過於掉以輕心？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這其中有慘痛的經驗教訓。
英國政府專家近日也總結認為，今後面對疫情應該「盡早、盡快、盡最大力度」啟動封鎖、檢測和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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