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危機爆發後紐約州經歷首次封城狀態，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發推文說：「紐約的人口密度是災難性的。它必須停止增長，現在就必須停止。紐約市必須立即制定降低人口密度的計劃。」
對城市人口密度的擔憂和降低城市人口密度的呼籲一直都有。有報告稱，城市已空曠——為躲避新冠病毒，大批人離開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前往郊區和農村城鎮。國際購物中心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5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由於新冠危機，美國27%的成年人正考慮搬家。更重要的是，調查發現，43%的千禧一代正在考慮跳槽。
但是，儘管所有的說法都認為，大流行病證明城市人口密度過高不好，但最近的研究卻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世界銀行（World Bank）從284個中國城市收集的數據發現，在抗擊病毒方面，城市密度的影響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事實上，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和深圳，每10000人的確診病例比人口密度較低的城市要少得多。
同樣，一項研究發現，36個世界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人口計算）與新冠病例或死亡率之間沒有關聯。一項對美國913個大市縣的研究發現，人口密度與新冠肺炎的高感染率沒有顯著相關性。這可能更多地與行為有關，而不是與可用空間有關。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健康學助理教授石瑪·哈米蒂（Shima Hamidi）說：「我們發現，人口稠密地區的人們對這種威脅更謹慎，有可能採取更好的防護措施。」
她的研究表明，人口密集地區的居民傾向於更加謹慎，更好地保持社交距離，避免擁擠的地方，待在家裏。在新加坡、香港、東京和首爾等眾多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相對較低的感染率似乎證實了這一點。
雖然還涉及其他變量——比如亞洲國家的口罩佩戴率較高，以及冠狀病毒對少少數族群影響相對較大，但這項研究似乎支持了人口密度與感染率無關的假設。
「人口密度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密度，」世界銀行城市、災害風險管理、恢復力和土地全球實踐局局長賽美·瓦巴（Sameh Wahba）說。
瓦巴舉了曼哈頓和孟買的例子，這兩個城市有著相同的人口密度。然而，曼哈頓的建築面積是孟買的四倍，所以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孟買有一層樓，曼哈頓就有四層樓。
「在孟買，他們只有曼哈頓四分之一的空間供每個人自我隔離，」瓦巴說。「這使得孟買的人們生活在一個更加擁擠的環境中，儘管他們的人口密度是一樣的，但因為建築密集度低而無法抑制疾病傳播，效果是非常不同的。」
瓦巴解釋說，關鍵在於如何將一個過度擁擠的城市轉變為「適宜居住的密度」。
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環境規劃助理教授迪布提·阿達卡（Deepti Adlakha）說：「根據我們對病毒傳播的了解，在擁擠的室內感染的風險更高……酒吧、肉類加工廠、工業倉庫、療養院、監獄和郵輪，而不是城市。」
事實上，人口密度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對健康和環境有很多驚人的好處。
一項研究發現，居住在更緊湊、密集的地區與居住在更雜亂的地區相比，人口壽命會長約兩年半。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人口預期壽命世界最長。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活方式。哈米蒂說：「生活在人口密集地區的人們進行體育活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密度讓我們可以選擇進行體育活動; 步行、騎自行車、跑步、不太可能開車。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所有這些都與生活在更廣闊的地區有關。」
人口密集的都市往往能夠提供醫療保健、更先進的設施、更專業化的服務，以及更快速的急救。事實上，一項研究發現，無序擴張地區發生致命車禍的機率是人口稠密地區的三倍。
人口稠密地區居民肥胖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和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項研究顯示，在英國22個城市中，居住在人口密集地區的人肥胖程度較低，比居住在郊區的居民鍛煉得更多。
這可再次歸結為更多的運動和更少對汽車的依賴。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發展經濟學教授克里斯·韋伯斯特（Chris Webster）說：「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區，公共交通越發達，而公共交通總是需要搭配步行。」
這不僅對身體健康有益。根據城市設計和心理健康中心主任雷拉·麥奎（Layla McCay）的說法，「步行方便且更有活力的街道生活可以提供積極的社會互動機會，減少孤立感。」
「在工作機會、便利設施、宜居性、文化和多樣性方面，城市的優勢非常明顯，」自稱都市人的瓦巴說。
哈米蒂也是一個城市愛好者，對他來說，搬到巴爾的摩附近的社區意味著有機會步行、騎車或跑步，也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五分鐘內就有超市、餐館或咖啡館。
然而，支持和促進這些益處的宜居城市，只有通過良好的規劃和優秀的基礎設施及公共空間建設才能實現。否則，城市化的弊病——擁擠、污染、犯罪和暴力——可能會迅速滋生。
瓦巴說：「如果地方政府完全無法規劃和提供服務，城市就會以非正常發展的方式擴張——人們開始擠在貧民窟裏，這就形成缺乏規劃的城市化。」「如果你要生活在缺乏適當的住房條件、缺乏適當的基礎設施、缺乏規劃、缺乏公共空間和設施的環境中，那麼人口密度就是有害的。」
收入水平對一個人在城市的生活質量和健康也有重要影響。收入較低的人獲得健康食品、公共和私人設施的機會更少，缺乏帶薪病假或醫療保險，慢性病患病率更高。收入較低的家庭也更有可能居住面積過於狹小，個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等傳染病。一些研究報告稱，貧窮社區的新冠死亡率是最富裕地區的兩倍多。
在缺乏個人空間的擁擠環境中，遵守社交距離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新加坡，新冠肺炎的總體發病率較低，但每個房間容納20人的外來移工宿舍則是重災區。
居住在人口密集地區的另一個突出缺點是住房負擔能力。哈米迪表示：「城市的稅收、財產稅和月租金往往更高，而住房單元往往比郊區小。」「所以，這些都是讓人們搬到城市時的一些考慮因素。」
儘管受到新冠肺炎和政治動蕩的打擊，在金融行業工作的香港人李汝樺（Eva Li）說，她沒有離開香港的計劃。「這是我的家，」她說。「我所需要的幾乎都在我的家門口。我討厭住在一個連買東西都得開車的地方。」
事實上，李汝樺甚至希望這場疫情可能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她表示：「在香港的深水埗等地區，人們住在狹小的劏房，甚至籠屋裏。」李汝樺說：「我希望人們能更多地關注那些人口稠密、感染風險更大的地區。有太多的不平等。我認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我們城市中那些落後的地方需要更多關注，這是迫切的公共衛生需求。
撇開利弊不說，可以肯定的是，這場全球疫情已經讓許多人重新思考他們的生活現狀。那麼這對城市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呢？
韋伯斯特說：「城市的吸引力不太可能顯著喪失。」「城市、經濟發展、福利和社會文化是緊密相連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才會繁榮……居住在一個城鎮或城市的人數越多，文化、休閒、醫療保健和其他服務和體驗的質量就越高、越好。小鎮生活與之相反，有人喜歡也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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