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外國領導人，尤其是華盛頓的盟友們，看到美國國會大廈內外發生的事件時，心情應該是難以置信和極為震驚的。
在最先做出反應發表看法的人當中，有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他在推特上寫道：「華盛頓特區的場面令人震驚。這次民主選舉的結果必須得到尊重」。
誰曾料想，如此喊話來自北約的最高層官員，而喊話對象是北約的主導成員國。這番話，斯托爾滕貝格如果是向白俄羅斯或委內瑞拉說，應該更在意料之中。
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擔任美國總統四年後，這卻很好地說明了華盛頓如今在世界的地位。
無論是影響力還是軟實力，美國都彷彿大失血一般損失慘重。
美國退出了軍備控制協議、伊朗核協議和重要的巴黎氣候協議，試圖減少在海外的軍事行動，卻沒有拿出可以替代的外交解決辦法。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國家對美國總統的注意力有限這一點心知肚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想方設法為自身的安全尋求保障。的確，川普對專制領導人所顯示的態度，好像更為客隨主便，比對其他很多民主同盟政府的領導人更為熱情。
美國，作為世界各地有抱負的民主人士所推崇典範的魅力被玷污了，撕裂有目共睹。
時至今日，正如分析人士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所說：「在世界所有發達工業民主國家中，美國是政治功能最失調、最分裂的國家。」
這一點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最近幾年來，國際體系顯然在川普決定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中受到重創，而專制者們卻在高歌猛進。中國和俄羅斯都覺得自身的影響力在特朗普時代得到了加強。自由秩序下的組織如北約、聯合國及其許多其他機構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危機。
網絡攻擊和所謂的「灰色地帶行動」（grey-zone operations）, 即有別於傳統戰爭的對抗行動正變得司空見慣。世界面臨著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嚴峻的危機，而美國在川普總統當政時期，完全沒有到位盡責。
有必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是呼籲美國應該主宰世界。美國的擴張性外交政策在解決任何問題的同時常常也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但美國的國防和安全政策目前處境堪憂。從《中導條約》到《開放天空》，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整個軍控協議架構正在分崩離析。
事實上，當選總統拜登將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限制美國和俄羅斯戰略核武器庫的最後一項協議《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失效之前做最後的努力。
隨著高超音速導彈等致命新武器系統的開發，軍備控制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更不用說還有太空日益軍事化問題。西方國家必須應對更加強硬中國的崛起和更具侵略性的俄羅斯的回歸。因此，美國的參與或者說領導，對開始努力解決軍備控制的根本問題至關重要。
這都給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帶來巨大的問題。美國國會大廈受到衝擊後，華盛頓的敵人們應該高興壞了。
美國新總統走馬上任時，中國經濟已經從疫情中反彈，而美國的新冠抗疫措施卻嚴重失敗，造成死亡率極高和疫苗推廣的不確定。事實上，特朗普總統自敗選後對疫情基本視而不見、不再過問了。
也難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信，這場新冠危機已經證明了他的制度的優越性。
對華盛頓而言，俄羅斯並非戰略競爭對手，充其量是個麻煩而已，但川普時期很具特色的虛假信息和黑客行動，在規模和影響上都是全新的。
拜登將掌舵的政府當中，許多機構的計算機系統都被俄羅斯人滲透過。目前還沒有人知道這種黑客入侵有多深，也沒有人知道這種入侵可能有多持久。
即使在美國的朋友中，拜登新政府的路線也不可能一帆風順。當然，新總統會受到華盛頓海外盟友的熱烈歡迎，尤其是在歐盟和G7集團內部。其他一些國家如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則在迅速地進行三角談判或重新調整政策，尋求與拜登團隊實現新的對話。
但不要指望美國新政府與外國盟友的任何蜜月會持續很久。
例如，大西洋聯盟內部的分歧可能會很快被掩飾，但拜登像川普政府一樣，對歐洲伙伴也是會提出要求的。他也將希望歐洲盟國增加國防開支，此外還希望能協調一致對伊朗、中國和俄羅斯採取強硬政策。
建立這些新的政策聯盟不會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容易。就拿最近歐盟和北京之間的投資協議為例，這是新上任的拜登團隊中的許多人都希望能夠推遲的。他們問，應對中國壓制香港民主、追逼維吾爾人，經濟上訛詐澳大利亞，真的就只有通過這樣的協議嗎？美國新政府面對這樣的開局可不算吉祥順利啊。
政策分歧、商業聯繫以及歐洲自身對更大程度戰略自主權的渴望，都將使歐洲與華盛頓的關係變得複雜。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導致緊張關係的強大因素。
拜登政府把重建盟友關係放在其外交政策議程的首位，這固然很好，但許多盟友還不確定美國的川普主義是否真的已經煙消雲散。
他們感到震驚的不僅僅是美國國會大廈受到衝擊，他們還擔心拜登可能只是讓特朗普主義消停四年而已，拜登任期後某種新的特朗普主義可能會換一種形式重新上台。 華盛頓的一些盟友為了以防萬一會不會兩邊押寶？
此時此刻，美國的國內政策或許已經成為幫助指導其對外政策的最關鍵因素。甚至可以說，在拜登領導的美國，外交政策也成為內政的一部分。
在兩個關鍵意義上這的確如此。重建美國的民主，使其成為一個更加平等、不那麼狂熱的社會，對於在海外重建「美國品牌 」至關重要。 只有當美國的盟友（和敵人）能夠確信美國真正回到了與以往不同、政策有延續性的軌道上，他們才會對華盛頓未來的領導力充滿信心。
但這種以內政為核心的工作卻需要雙管齊下。當選總統拜登要想在海外取得成功，就需要首先贏得分裂的國家內部的支持，使之成為其外交政策的後盾。
以中國為例。拜登既希望與北京競爭，也希望盡可能地與北京合作。在這裏，商業政策比傳統的軍艦或海外基地這些戰略硬通貨更重要。而成功的對華商業政策的基礎，只能是普通美國人認為這些政策符合他們的利益，能在國際貿易中重新帶來就業和公平競爭的環境。
歸根結底，拜登要在海外取得任何成功，最為重要的因素，是要恢復美國上下的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