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JULIE FREDRICKSON）
美國硅谷創業家朱莉·弗雷德里克森（Julie Fredrickson）清楚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決定成為一名「凖備者」的，一個為最糟糕情況做好凖備的人。
那是2012年10月底，桑迪颶風（Hurricane Sandy）剛剛吹襲紐約。「天空突然出現一大片閃光，很亮的綠色詭異光芒，然後整個曼哈頓下城就陷入一片漆黑。」
她在紐約高樓公寓的家裏黑暗中摸索，感覺與外界完全隔絶，心裏非常害怕。
「我突然了解到我連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我沒有足夠的飲用水，沒有收音機能聽緊急廣播，我再也不想經歷那種感覺。」
現在，朱莉凖備的充分多了，當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她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從紐約市撤回到家鄉科羅拉多州。她隨時凖備有一個裝著應急物資的「逃生包」，她和丈夫甚至還在考慮要不要自己蓋一個地下碉堡或避難所。
但是作為一個30多歲的女性，朱莉並不是個典型的凖備者。凖備者隨時有逃生的路線，醫療物資，足夠幾個星期的糧食，甚至還有一個能夠抵擋化學攻擊，應急物資和存糧充足的地下碉堡。
朱莉喜歡住在城市裏，享受城市的便利，餐廳和戲院，這與孤獨的生存主義者恰恰相反。一般人想到生存主義者，都以為他們活在社會的邊緣，對任何政府或其他人的介入保持懷疑心態。
在北美地區組織凖備者線上社群的約翰·拉米（John Ramey）表示，過去5至10年間生存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已經改變了。
「凖備者社群不再是那些老派的陰謀論者或是社會邊緣人那種類型，現在的凖備者大多數都是認真理性的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已經形成主流。」
正確來說，凖備者社群出現多元化，拉米表示他組織的網絡社群年齡最多的是25至35歲的人，其次是35至45歲的人，男女各佔一半，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而非鄉下。
拉米說，促使生存主義多元化和邁向主流的一個原因是近年來越來越頻繁的天然災害，以及人們對美國基礎設施和國家機構能否應付災難的不信任感越來越強。
這次的新冠疫情，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醫療機構都沒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拉米表示，各國政府、私人機構和商業公司都沒有凖備足夠的存貨，因此突發事故一來就措手不及。
他說，新冠病毒疫情和自然災害有所不同，凸顯出人類社會的脆弱。
「作為凖備者，我們移除系統內的鬆散環節，不論是能源網或水的供應，對系統內不足的資源我們自己掌握控制權。」
他估計現在光是在美國就可能有500萬至1500萬人奉行生存主義哲學。《碉堡：為末日而建》（Bunker: Building for End Times）的作者，都柏林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社會地理學者加雷特（Bradley Garrett）認為這個數字相當可靠，他估計全世界2000萬名凖備者。
加雷特說，「在現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人們對自給自足有種無法滿足的慾望。不論是什麼文化或什麼政治立場，都有很多這樣的人。」
他表示，奉行生存主義哲學的人注重學習生存技巧，例如淨化水的技術，基本的醫療照顧，還有如何不需要公共電網為自己的家裏供電等。
順應這個趨勢，生存主義也成為一股龐大的商機，加雷特去過一些全球最大型的自給自足社區，包括一個以前是自給自足的軍事營地。
他說，「我在那邊見過最豪華的碉堡，他們告訴我說你能夠在地下碉堡裏面生活5年，完全不需要外界聯繫和供應。」
但是朱莉對這樣的 「高端凖備者」 有點厭惡，她說這已經失去了生存主義的真諦，變成了有錢階級的遊戲。
她把這種質變怪罪到硅谷的科技精英身上，他們有能力負擔豪華的地下碉堡，隨時有加滿燃料的直升機凖備逃生，「他們有錢，而且還有過度活躍的想象力。」
「我們都讀過許多科幻故事，科技業的人總是提前思考未來會發生的事。」但朱莉奉行的生存主義原則還包括幫助他人。
她認為，做好充分凖備，自己種植食物，熟練基本生存技能，其實並不需要花很多錢。
拉米也認同這個看法，他說大部分的凖備者都是屬於這類的，而非高端的族群。在自己家裏凖備好兩個星期的存糧是最基本的要求，因為大部分人第一選擇就是在家裏避難。
拉米說，照顧個人的核心生存所需應該是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納稅人的錢應該被用到的地方。
「全球傳染病大流行是許多專家談論好多年的問題，應該不算是突發事件，但結果卻顯示各國政府對此的凖備非常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