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中心的建築物——新崗哨Neue Wache，在德國統一後被命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圖／GETTY IMAGES）
11月15日，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訪問柏林，參加德國的全國哀悼日。今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5週年，在德國舉行的紀念儀式、敬獻花圈活動，將柏林市中心的「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新崗哨 Neue Wache一次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BBC記者克里斯-鮑爾貝（Chris Bowlby）通過回顧這個建築物的歷史，揭示德國對戰爭反思反省的心路歷程。
英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激發人們對軍隊保家衛國的民族自豪感，全國上下對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犧牲者哀悼致敬，而德國對陣亡者的紀念則要謹慎和複雜得多。
20世紀的德國軍隊令人聯想的是深刻的羞恥，最為人所關注的是納粹德國的軍事侵略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使恥辱感更為深重的是人們相信，德國納粹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是建立在普魯士軍國主義基礎之上。正是在19世紀完成統一大業的普魯士將這個國家帶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奉行軍國主義的普魯士在柏林市中心著名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建造了一座古典建築——新崗哨(Neue Wache)，現在它是每年哀悼日的中心。
新崗哨建於1818年，最初是為了慶祝德國從拿破侖統治下獲得解放，慶祝戰爭勝利建立起國家認同感。後來在軍事上的勝利——特別是1871年戰勝法國——是普魯士和德國成為歐洲強國的重要里程碑。新崗哨既是紀念勝利和將軍們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普魯士軍事機器的中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動員令就是在那裏宣佈的。
與其他參戰國一樣，德國在一戰中也蒙受了巨大的傷亡。1920年代，這裏首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全國性哀悼日——人民遊行（Volkstrauertag）。當時德國內部還討論過建立一個類似於倫敦戰爭紀念碑（the Cenotaph）的國家紀念場地的問題。但1931年，新崗哨作為 「世界大戰陣亡將士紀念地 」重新開放後，德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分歧。
那些左翼人士希望紀念館能表達和平主義者對戰爭受害者的同情。其他人——-包括迅速發展的納粹運動——則堅持認為它應該繼續發揮慶祝軍事勝利的作用。
1933年納粹上台後，他們用英雄紀念日（Heldengedenktag）取代了哀悼日。新崗哨成為美化戰爭的象徵——彷彿對當年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呼應，不過改頭換面用了一種新的法西斯主義風格。
12年後，第三帝國的軍事侵略以災難性的失敗告終，而新崗哨處於蘇聯佔領的德國範圍。後來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東德，也面對如何使用這座建築的問題。
一方面，東德共產黨人宣稱他們憑一己之力打敗了法西斯主義，把新崗哨稱為 「法西斯主義受害者 」紀念館。另一方面，作為蘇聯的傀儡，東德的領導人卻仍然熱衷於維繫與德國歷史、包括德國軍事傳統的淵源。
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新崗哨時，看到外面站著東德士兵穿著類似於老式德軍軍服的軍裝。他們甚至在換崗時還會邁著正步。這讓人難免想起過去邁著正步的德國軍隊，有一種觸目驚心的怪異。
1989年東德垮台，德國統一後，新崗哨又一次被改變，終於有了今天的樣子和用途。這一次的焦點是新崗哨內擺放了根據1930年代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原創所建造的雕塑《母親與亡子》——一個女性懷抱死去了的孩子。
凱綏·珂勒惠支的雕塑被認為是人們最終將關注點從軍事歷史轉向了戰爭和暴政的所有受害者。這也正是查爾斯王子參加的紀念儀式和現代哀悼日的精髓。
今年早些時候，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在新崗哨發表講話時說，二戰的結束標誌著 「國家社會主義暴政的結束，夜間轟炸和死亡行軍的結束，德國前所未有的罪行的結束， 對文明大屠殺的結束」。
珂勒惠支的雕塑不僅代表一位母親失去士兵兒子的悲痛，還要代表所有那些被捲入戰爭恐怖的軍隊以外的人所受的苦難，尤其是大屠殺的遇害者，以及像二戰結束時遭受大規模性暴力的德國婦女，等許多鮮為人知的受害者。
關於新崗哨的現代辯論還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在修復柏林普魯士時期建築物時，那些戰功累累的將軍們的雕像是否應該恢復到建築內或建築物旁邊它們原來的位置？ 而這又牽涉到一個更大問題：如今在強調紀念戰爭受害者時，又該在何處安放那些曾經為德國軍隊效力的軍人們的集體記憶和聲譽？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數百萬的德國家庭痛失父親、兄弟或兒子，他們毫無疑問是極為悲痛的。珂勒惠支在一戰中失去了兩個兒子，她令人心碎地寫下了自己讓他們在1914年的愛國熱潮中參軍所留下的悔恨。
她寫道：「給彼得寫了一封告別信，就彷彿這個孩子第二次被剪斷臍帶。第一次是出生，第二次卻是去死。」 幾天后，他死在戰場上。
珂勒惠支說， 新崗哨雕塑中的人物，代表了 「一個年老、孤獨、痛定思痛的女人」。
尤其敏感的，是緬懷二戰中喪生的德國士兵。在柏林的牧師瓦爾納·克拉切爾（Werner Krätschell）告訴我，「二戰的傷痛直到今天都非常鮮明」，因為孩子沒有了父親，妻子沒有了丈夫。
然而，這種悲痛大多不得不藏在心裏。這些死去的士兵不能作為英雄被公開紀念，因為德國軍隊越來越多地與納粹政權的野蠻征服和戰爭罪行聯繫在一起。
德國在二戰後，軍隊和服兵役成為有爭議的問題。在納粹德國被打敗後，西方盟國最初禁止德國擁有軍隊。20世紀50年代，這一問題在冷戰壓力下有所鬆動。但新的聯邦國防軍（ Bundeswehr）的建軍宗旨就是成為 「穿軍裝的公民」，盡可能地與以前的德國軍隊不同，而德國軍隊往往又被蒙上了一層面紗。
上世紀70年代，我第一次到德國去交換學習時，接待我的那個家庭的父親興致勃勃地談起了古老的軍事歷史，並自豪地帶我去了德特莫爾德附近的巨大紀念碑，那是為紀念德意志部落在特奧堡森林中大舉殲滅羅馬軍團所立的紀念碑。
然而對於他自己在二戰中的服役經歷，他則避而不談。
在外交上，戰爭紀念活動也很敏感。
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意嘗試吸引其他世界領導人共同紀念德國軍隊的傷亡將士。但這在1985年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他邀請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參觀位於比特堡的一個公墓，結果外界發現公墓裏還葬有納粹黨衛軍軍官。
人們普遍聲稱，納粹的戰爭罪行是由黨衛軍和其他精英部隊犯下的，而大部分的德國國防軍——和大多數德國民眾一樣——對大屠殺一無所知，也沒有參與其中。歷史學家瑪麗-富爾布魯克（Mary Fulbrook）認為，「國防軍的愛國形象，維持了幾十年，給那些在前線痛失至親的人們提供了心理上的撫慰。」
但隨後，1990年代一個名為 「德國國防軍罪行 」的巡迴展覽展示了德軍如何經常參與配合暴行。富爾布魯克說，這挑戰了以往 「德國國防軍清白無辜 」的說法，「使這個問題在言語間出現了變化，讓年輕人以新的方式置疑他們祖父母那一輩的敘事」。
這個問題在家庭談話中所造成的尷尬，是德國人要紀念戰爭仍然非常困難的原因。而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人們對軍隊的敵意依然很深。今天的德國還只是非常緩慢地踮起腳尖，小心翼翼地想成為更 「正常 」的軍事大國，將聯邦國防軍部署在國外。
瓦爾納·克拉切爾牧師是名門後裔，祖上是普魯士有名的牧師和騎兵軍官。但他告訴我，「由於我們的負罪感， 在每個德國人心裏，都對與軍裝、武器、軍隊、殘暴和戰爭有關的所有負面知識有很深的不自覺地了解。」。
為戰爭中喪生的數百萬士兵的非公開或小範圍的紀念活動仍然充滿情感。戰爭墓地，是這類紀念活動的中心，大大小小的社區公墓暗示著陣亡將士人數之多。
負責德國戰爭墓地的慈善機構——德國戰爭墓地委員會（Volksbund）成立於1919年，目前仍在組織德國的許多戰死者紀念活動，包括全國哀悼日。
自冷戰結束以來，該慈善機構的工作還包括在中歐和東歐部分地區找回士兵遺骸和維護德國軍人墓地這一極為敏感的任務，而這些地區正是納粹犯下最可怕罪行的地方。德國戰爭墓地委員會強調自身的教育作用。它說：「這些大片的墓地讓人銘記過去，也讓生者直面戰爭和暴力的後果」。
德國最終在這一理念之下構塑了對戰爭的紀念。德國在戰爭中失去親人的悲痛，包括失去數百萬士兵的悲痛，已經足夠真切。但對德國戰爭中其他大量受害者的記憶也會一直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