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人會殘忍對待那些對他們沒有威脅的人，有時甚至是自己的孩子？這種行為從何而來？目的是什麼?——露絲，45歲，倫敦。
1658年，法國哲學家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說，人類是宇宙的榮耀，也是宇宙的禍害。到目前也沒有多少改變。我們可以又愛又恨。我們幫助別人，也傷害別人。我們會伸出援手，也會背地插一刀。
我們可以理解有人出於報復或自衛而大發雷霆。但當傷害無害之人時，就會問：「你怎麼能這樣做呢？」
人類做某種事情通常是為了獲得快樂或避免痛苦。對大多數人來說，傷害別人會讓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人類不喜歡這種感覺。這表明，傷害無害之人的動機來自兩個原因——要麼感覺不到別人的痛苦，要麼喜歡感受別人的痛苦。
傷害無害之人的另一個原因是，施害者還是看到了威脅。那些不危及身體或錢財的人可能威脅到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這有助解釋令人費解的行為，比如當傷害在經濟上幫助我們的人。
自由社會認為，讓他人受苦就意味著傷害。然而，一些哲學家反對這一觀點。在21世紀，我們還能想象為了善良而殘忍嗎?
以傷害或羞辱他人為樂的人是虐待狂。虐待狂比正常情況下更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他們享受在其中。至少會一直這樣做，直到結束，那時他們才會感覺不好。
人們通常把施虐者和殺人犯聯繫在一起。但是，還有一種不那麼極端，但更為普遍的日常虐待現象。
虐待狂從傷害別人或看著別人受苦中獲得快樂。他們可能喜歡血腥的電影，覺得打鬥刺激，折磨人很有趣。這樣的人很罕見，但還不夠罕見。約6%的大學生承認，自己從傷害他人中獲得快樂。
日常虐待狂可能是網絡噴子或學校惡霸。在網絡角色扮演遊戲中，這喜人很可能是「悲傷者」，為了別人而破壞遊戲。日常的虐待狂被暴力的電腦遊戲所吸引。玩得越多，就會變得越殘忍。
與虐待狂不同，精神變態者不會僅僅因為要獲得快樂而傷害無害之人（他們可以這樣做）。精神變態者想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傷害別人能幫助他們得到想要的，那他們就會想，就這樣做吧。
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感到憐憫、自責或恐懼。他們能了解別人的感受，但自己不會被這種感受所感染。
這是一套非常危險的技能。幾千年來，人類已經馴服了自己。這使得很多人很難去傷害別人。許多傷害、折磨或殺害他人的人會被這種經歷所困擾。但是，精神變態是有人無端施暴的原因。
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遇到了精神病患者。可以通過簡單看一個人的臉或與他們短暫互動來做出猜測。不幸的是，精神病患者知道我們的想法。他們通過努力打扮自己來反擊，試圖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值得慶幸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心理變態的特徵。只有0.5%的人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然而，大約8%的男性囚犯和2%的女性囚犯是精神變態者。
但並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危險。反社會的精神病患者可能會從毒品或危險活動中尋求刺激。另一方面，親社會的精神病患者則在大膽追求新奇想法的過程中尋求刺激。創新塑造了這個社會，親社會的精神變態者可以為所有人改變世界。不過，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
沒有人真正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是虐待狂。有專家推測，虐待是適應社會的一種方式，幫助人類在狩獵時屠殺動物。也有人認為，虐待幫助人類獲得權力。
意大利哲學家、外交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曾說過，「製造混亂的是時代，而不是人」。與此一致的是，神經科學表明，施虐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是由艱難時期引發的。當某些食物變得稀缺，人類的神經遞質血清素水平就會下降。這就會讓人類更願意去傷害別人，因為傷害變得更快樂。
精神病也可能是適應社會的一種體現。一些研究表明，較高的精神變態水平與較高的生育能力有關。但也有研究發現不是這樣，原因可能是，心理變態者在惡劣環境下有繁殖優勢。
事實上，精神病患者可以在不穩定、競爭激烈的世界中茁壯成長。精神變態者的能力讓他們成為操控者。衝動和無所畏懼幫助他們承擔風險，獲取短期利益。在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中，精神變態的戈登·蓋柯（Gordon Gekko）賺了數百萬美元。但儘管精神變態可能是企業界的一個優勢，它只給男性提供了微弱的領導優勢。
精神病與創造力的聯繫也可以解釋它的存在。數學家埃里克·韋恩斯坦（Eric Weinstein）認為，人們更普遍認為，不討人喜歡的人推動創新。不過，如果你所在的環境支持創造性思維，不親和性與創造性的聯繫就不那麼緊密。美好可以是新奇的。
施虐狂和精神病與其他特徵有關，比如自戀和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這些特質合在一起，被稱為「人格的黑暗因素」，簡稱D因素。
這些特徵中有很大遺傳成分。所以有些人可能生來就是這樣。或者，高D因子的父母通過虐待孩子的方式把這些特徵傳給他們。同樣地，看到別人以高D因子的方式行事可能會讓我們模仿。我們都有責任減少殘酷行為。
施虐包含享受另一個人的羞辱和傷害。但人們常說，無人性之人是讓我們變得殘忍的原因。潛在的受害者會被貼上狗、虱子或蟑螂的標籤，據稱這讓他人更容易施加傷害。
這是有道理的。研究表明，如果有人打破社會規範，大腦會認為這張臉不那麼像人。這令我們更容易懲罰那些違反行為規範的人。
如果我們把某人當作人來看待，就不會傷害他們，這是一種甜蜜的情感。這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覺。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認為，最殘忍的行為可能在於不去人性化。人之所以傷害別人，正是因為他們認為別人是不想遭受痛苦、羞辱或墮落之人。
例如，納粹黨貶低猶太人，稱他們是害蟲和虱子。但納粹也羞辱、折磨和殺害猶太人，正是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是被貶低之人，會遭受這種待遇。
有時人們甚至會傷害幫助我們的人。假設你在玩一個經濟遊戲，和其他玩家有機會投資一個團體基金。投入的錢越多，付出的也就越多。該基金向所有參與者支付獎金，無論他們是否投資。
遊戲結束時，你可以付錢懲罰其他玩家選擇投資的金額。這樣做就放棄了一些收入，讓錢從你選擇的球員被拿走。簡而言之，你可以充滿惡意。
一些玩家選擇懲罰那些在集團基金中投資很少或沒有投資的人。但有些人會付錢懲罰那些在集團基金中投資超過自己的球員。這樣的行為似乎毫無道理。慷慨的玩家給你更大的回報，為什麼你要勸阻他們?
這種現象被稱為「行善減損」。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這種現象。在狩獵採集社會中，成功的獵人會因為捕獲大型動物而受到批評，儘管捕獲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得到更多肉。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以權利為基礎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可能遭受了「行善」的減損。
行善減損的存在是由於我們的反主導傾向。在上述經濟遊戲中，一個不那麼慷慨的參與者可能會覺得，更慷慨的參與者將被其他人視為更可取的合作者。更慷慨的人正威脅要佔據主導地位。正如法國作家伏爾泰所說，「最好」是「好」的敵人。
然而，「行善者」的貶損也有潛在好處。一旦我們把行善者拉下馬，就更容易接受他們的信息。一項研究發現，讓人們表達對素食主義者厭惡，會讓他們不那麼支持吃肉。槍斃、釘十字架或決絶選擇信使，可能會鼓勵他們的信息被接受。
在電影《爆裂鼓手》（Whiplash）中，一位音樂老師用殘酷的手段鼓勵一個學生成為偉人。我們可以從這種戰術中退卻。不過，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採（Friedrich Nietzsche）認為，我們已經變得過於厭惡這種殘忍。
對尼採來說，殘酷允許老師為了他人的利益將批評燒到另一個人身上。人們也可以通過對自己殘忍來幫助自己成為想成為的人。尼採覺得忍受殘酷有助於培養勇氣、耐力和創造力。我們是否應該更願意讓別人和自己都受苦來發展美德?
可以說不應該。我們現在知道了遭受他人殘害可能帶來可怕的長期影響，包括損害身心健康。對自己存有同情心而不是殘酷地對待自己，這種好處越來越多地為人所知。
而且，那種認為我們必須忍受痛苦才能成長的想法是值得懷疑的。積極的生活事件，比如談戀愛、生孩子和實現珍愛的目標都能促進成長。
通過殘忍來教學會導致濫用權力和自私的施虐。這不是唯一的方法，例如，佛教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憤怒的同情。在這裏，我們出於愛而對抗他人，令他們不受貪婪、仇恨和恐懼的傷害。生活可以殘酷，事實可以殘酷，但我們可以選擇不這樣去做。
西蒙·麥卡錫-瓊斯（Simon McCarthy-Jones）是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臨牀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的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