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和彼得在他們北卡羅萊納州的家門外。（圖／@FOSTERDADFLIPPER/INSTAGRAM）
跨種族助養或收養兒童的故事，絶大部分都是白人家庭收養所謂的「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黑人、亞洲人和少數族裔）兒童。但是，在美國收養白人兒童的「BAME」家庭向BBC表示，他們為此曾面對過懷疑和查問。最初來自烏干達的彼得接受了BBC記者梅格·莫漢（Megha Mohan）的訪問，談論他在美國收養和助養白人兒童的經歷。
七歲的約翰尼（Johnny）*快要發怒了。他醒來的時候就有點悶悶不樂，然後一天下來他的情緒越發不好。現在，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的餐廳用餐時，彼得能夠看到，約翰尼正在兒童玩樂區跟另一個小孩爭執。他必須趕快行動，在他的養子大發雷霆之前將他從餐廳帶走。彼得用手抱起男孩，很快地付了賬單。
在他抱著約翰尼上自己的車時，孩子在他懷抱裏激動地掙扎，彼得將他放下，騰出手來開車門時，他仍然不依不饒。
一名女士皺著眉頭走近他們。
「這孩子的母親呢？」她問。
「我是他父親，」彼得說。
該名女士後退了一步，站在彼得的車子前面。她向下看了看他的車牌，將手機拿了出來。
「你好，警察，麻煩你，」她冷靜地對著電話另一端說，「嘿，這裏一名黑人男子，我想他可能在綁架一個白人小孩。」
約翰尼突然間不動了，抬頭看著彼得。彼得用手摟著他的養子。「沒事的，」他對小男孩說。
在旅遊網站「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上，煙塵滾滾的卡巴萊被形容為「大多數人會匆匆路過又盡快離開的那種地方」。在烏干達境內，靠近盧旺達和民主剛果的邊境，這座城市是附近一系列著名國家公園之間的交通中轉站。
對於彼得來說，家鄉仍然承載著他的一些痛苦記憶。
他成長的環境很困苦。小時候，他一家八口就睡在一個兩臥室小屋的硬地板上。
「當時沒有太多可寄望的事。我們有飯吃的時候，就是土豆和湯，」他說，「如果運氣好的話，就會有豆子。」
暴力和酗酒是彼得生活中每天面對的日常。他會跑到就住在幾米之外的阿姨家裏，去逃離。
「一方面是有一個大家族在那裏，而且我學會了，要養大一個孩子，要一整村一起才能做到，」他說，「但是當時確實一片混亂。」
10歲時，彼得決定，他寧可流浪也不要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拿著當時能拿到了所有零錢，跑到了當地一個巴士站。
「哪一輛車是走得最遠的？」他問當時在巴士站等車的一位女士。她指向一輛巴士，雖然彼得看不懂指示牌，但是他上了車。它是開向400公里之外的烏干達首都坎帕拉。
經過差不多一整天的車程，彼得一下車，就走到街邊的市場攤檔前，一個個地問店主，他能不能在這裏工作——做任何工作，來換吃的。
之後兩年，彼得都流落街頭。他和其他流浪的男孩成了朋友，大家一起分享掙來的錢和食物。彼得說，他學到了一種無價的生存技能：認識到他人善意。
其中一個好心人就是雅各·馬西科（Jacques Masiko），他當時每周來市場買一次東西，而且會在離開之前給彼得買一頓熱飯吃。
大概一年之後，馬西科問彼得，他想不想受教育。彼得說想，於是馬西科就安排他入讀當地一家學校。
在六個月之後，看著彼得的課業一直很好，馬西科的一家人終於請彼得來和他們一起住。
雅各·馬西科對待彼得就像對待家裏的其他成員一樣。彼得則以在學校的好成績作為回報，並最終得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
20年之後，彼得已經40出頭，並且很快樂地在美國定居下來。他在為一家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該機構將捐款者帶到烏干達，幫助當地得不到充分照顧的社群。就是在一次這樣的旅程當中，他認識了一個白人家庭，以及他們收養的女兒。
彼得意識到，美國有些小孩也和烏干達的小孩一樣需要一個新家。他回到北卡羅萊納州之後，就去了當地一個助養機構，表示自己想要給他們做義工。
「你有想要成為一名助養者嗎？」那家寄養機構辦公室裏的女士在記下他的信息時這樣問他。
「但我是單身，」彼得說。
「又怎樣？」她回答說，「在這裏有很多男孩要尋求一個男性的榜樣，這些人想要在人生裏有一個父親的角色。」
當時在北卡羅萊納，只有另外一名單身男子登記成為了一名寄養家長。
在填表時，彼得是假設自己會自動被安排助養非裔美國兒童。不過，震驚他的是，第一個被他收養的是一個五歲的白人男孩。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意識到所有的小孩都是需要家的，膚色不應該是影響我的因素，」彼得說。
「我有兩間多出來的臥室，而我應該給任何需要的人一個家。」
「就像馬西科曾經給過我機會那樣，我想要為另一個小孩這樣做。」
在三年的時間裏，彼得曾經接收過九個孩子在他家寄養幾個月，用他的家作為這些孩子回到自己家之前的一個過渡。他們中有黑人，有西班牙裔也有白人。
「我沒有預期的一點是，當一個小孩要走的時候，我會難過，」他語調柔軟地說，「那是你沒有辦法凖備好的。」
彼得會在一個小孩走後留出幾個月的空當，讓他在情緒上做好凖備迎接下一個小孩。
所以，當某一個周五的晚上，他接到寄養機構的電話說有一個叫安東尼（Anthony）的11歲小孩急需地方住時，彼得拒絶了。
「上一個小孩才剛離開三天，所以我說：『不，我至少需要兩個月』。然後，他們告訴我，這是特殊情況，特別悲劇的情況，而他們需要給他在這個周末找到房子，直到他們想出解決辦法為止。」
彼得不情願地同意了，而安東尼，一個皮膚白皙的高個子運動型男孩，頂著一頭褐色捲髮，在凌晨3點被送到他家裏。第二天早上，安東尼就和彼得坐在一起吃早餐。
「你可以叫我彼得，」他對男孩說。
安東尼的回答是「我可以叫你爸爸嗎？」
彼得被震驚到了。兩人互相才說了不到20分鐘的話。雖然他還不知道安東尼的背景，但是彼得立刻就感覺到與他建立起了聯繫。倆人在周末裏一起做飯和聊天。他們去了商場，彼得給他買了些衣服；他們互相問一些膚淺的問題，他們都喜歡吃什麼，喜歡看什麼電影。「我們都在試著看能不能相處得來。」
周一，護理員來訪的時候，彼得才了解了這個男孩的故事。
安東尼從兩歲起就一起在寄養系統裏了，四歲時曾經被一個家庭收養。
但是現在，七年之後，安東尼的養父母將他遺棄在了醫院門外。被追蹤到之後，他們告訴警察，他們無法再養他了。
「我無法相信，」彼得說，「他們沒有說過再見，他們沒有給出任何原因，他們就沒有再回來。這簡直是殺了我一樣。人怎麼做這種事？」
「安東尼的身世令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
「這個孩子就像我10歲在坎帕拉街頭時一樣，無處可去。於是我就轉過去向社工說：『你猜怎麼著？我只是要一些文件好讓他上學，然後我們就定了。』」
彼得看著安東尼，意識到這個男孩或許有種他所不具備的先見之明。
「記得他立刻就叫我『爸爸』了，這孩子一早就知道我會做他爸爸。」
「我想我們倆都立刻就知道，他會長期跟我生活在一起了，」彼得說。
不到一年，彼得就正式收養了安東尼。
彼得和安東尼一起在新的生活裏安頓下來。安東尼想要聽父親講烏干達的生活，彼得說這是因為現在這也已經是安東尼的血脈了。安東尼會幫助彼得凖備像「Katogo」這樣的烏干達菜色，這是一種用土豆切片和豆子拌起來做的早餐。
在學校裏，安東尼也興高采烈地將彼得介紹給他的朋友。
「這是我爸爸，」他會這樣說，然後高興地看著同學們偶爾出現的迷惑神情。
但是，還是會有挑戰。有某個假期，機場安保就截停了安東尼，問他的父母在哪裏。
「這是我爸爸，」安東尼指著彼得說。然後安保對彼得做了背景調查，安東尼則對這種他認為是過份的種族主義越來越不爽，但彼得還是安撫了他。
「我是你爸爸，而且我愛你，」彼得對現在已13歲的安東尼說，「但是那些長得像我這樣的人，我們不總是得到好的對待。你的責任不是對那些這樣對待我們的人生氣，你的責任是確保你自己會帶著尊重來對待那些長得像我這樣的人。」
今年春天，寄養機構致電彼得，看他是否能夠暫時收留照顧一個叫約翰尼*的七歲男孩。他的家人在全球大流行疫情之下有經濟困難。約翰尼和安東尼一樣很適應這個家，並且看見這個哥哥那樣稱呼彼得，他也跟著叫「爸爸」。
約翰尼有一頭直金髮，皮膚白皙，體格瘦小，他和彼得一起出去的時候，甚至會得到更多人的異樣目光。
因此彼得對於那名女士在他們走出餐廳時打電話報警的事並不驚訝。警察只花了幾分鐘就核實了彼得是約翰尼的監護人，但是這件事卻令小孩瑟瑟發抖。這是彼得已經和他的大兒子談過的問題。
在五月喬治·佛洛伊德死亡事件後，彼得與安東尼談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在那次情緒激動的對話當中，彼得要安東尼確保，如果有警察截停他們的話，他要有手機在手上。
「作為一名黑人男子，我有10秒種向警察解釋我是誰，然後事態就有可能升級，」彼得說。
「我總是對安東尼說：『如果警察截停我，請你拿出手機立刻錄影。』因為知道他會是我唯一的證人，你知道嗎？然後我有10秒鐘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認為他懂了。他知道，因為我們在美國，而我長得不一樣，我就會被以不同方式對待。「
」這種緊張和可疑的狀況，是白人養父母收養黑人小孩的時候不會遇到的。「
領養的程序在不同的國家各不相同，而全球的跨種族領養也沒有可比較的數據——不過，國際領養事務的線上資源平台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Rainbow Kids）稱，非高加索人種兒童通過跨國領養被收養時，有73%都是被高加索人種的家庭收養。
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的資深心理學研究學者尼古拉斯·齊爾（Nicholas Zill）表示，美國的白人家庭比起黑人家庭領養本種族以外兒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們最近的一次數據是來自2016年，當中只有1%的黑人家庭領養白人兒童，而92%會領養黑人兒童。白人家庭則有5%會領養黑人小孩，11%會領養其他各種族的小孩，」他向BBC表示，「目前，黑人家庭收養白人兒童仍然是非常少的，比反過來要少得多，而這可能與美國領養體系內仍然存在的文化偏見有關。」
不過，去年一對英國夫婦桑迪普（Sandeep Mander）和麗娜·曼德爾（Reena Mander）因為不被允許領養一個非亞裔血統的小孩，法官裁定他們被歧視，使他們獲得了12萬英鎊（約15.3萬美元）的損失費作為賠償。
這對夫婦說，他們被當地領養機構告知，去研究資料凖備領養一個來自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小孩。他們以歧視控告溫莎-梅登黑德自治市，案件得到了平等及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支持。
「英國的法律說得非常清楚，在安置小孩時種族不應該是一個決定因素，」英國麥卡利斯特家庭法律事務所（McAlister Family Law）的合伙人尼克·霍德森（Nick Hodson）說。他曾專攻與兒童有關的法律超過20年。
「2014年的《兒童與家庭法案》（The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刪去了對地方議會在為兒童配對領養者時要考慮種族和文化背影的要求。這是因為，『BAME』兒童歷來都要比白人兒童等候長得多的時間。」
他還表示，雖然他不能評論個別案例，但是《兒童與家庭法案》的修訂意味著種族不應該再成為領養程序當中的重大因素，現在要更多給予考慮的是孩子的個體需求。
但是他承認，像曼德爾夫婦這樣的「BAME」家長仍然會遇到困難。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制度內的問題，但是這也不會減小『BAME』家長試圖領養不同種族小孩時的挑戰，」霍德森說，「法律條文的說法和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有可能不一致。」
彼得·穆塔巴齊（Peter Mutabazi）說，雖然他為作為一個黑人領養者，在領養體系內並沒有遇到困難，但是收養安東尼可能是因為他的年紀而稍為容易一些。尼古拉斯·齊爾則補充說，在五歲之後，將小孩安置在一個固定家庭裏就會變得更困難一些。
彼得知道有些黑人家庭會被要求等候長得多的時間，因為沒有同一種族的小孩可領養。
「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平等的社會裏，」他說，「但是我想要被看見，來打破刻板印象。人們有種刻板印象是，黑人男子是缺席的父親，是罪犯，這些都有影響。因此我才一直公開我養育小孩的事情，並且定期發佈一些我和小孩們的照片在臉書（Facebook）和Instagram上。」
由於他這樣記錄下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有他與非政府組織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的合作，他在Instagram上已經有近10萬關注者。
彼得在旅遊禁令放寬之後給小孩凖備了一些計劃。他想要帶兩個男孩去烏干達，讓他們能夠看看他們爸爸的家鄉。他還想與約翰尼的家庭建立聯繫，讓男孩將來回到原生家庭不會變成一個痛苦的過程。
而儘管在他的Instagram上會收到一些示愛的私信，但是他沒有意願開始一段戀情。
「我的兩個男孩還沒有一個穩定的男性榜樣，」彼得說，「他們現在需要我完全將自己給他們，而只要他們有這個需要，我都會完全將心思放在他們身上。」
*為尊重他原生家庭的意願，約翰尼的名字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