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瓦爾尼被飛機從鄂木斯克緊急送到柏林。（圖／EPA）
過去20年，對克里姆林宮政策的好幾個有名的批評者——前間諜、記者和政客——都曾被投毒。
在英國，兩名俄羅斯前特工成為了目標：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2006年被放射性元素釙-210（polonium-210）毒死，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則在2018年被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毒害。克里姆林宮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這個過去曾經被襲擊過的人，似乎成了最新的一個受害者。不過，有很多事情仍然未明。
與俄羅斯人有關的那些神秘投毒事件常常都會一直神秘下去——比起像街頭槍殺這種舊式手段，這種神秘感對暗殺者更有利。
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俄羅斯專家馬克·加裏奧蒂教授（Prof Mark Galeotti）向BBC表示：「毒藥有兩大特徵：既低調又有戲劇性。」
「它如此低調，低調到你可以否認，或者令它更難於證實。要證實就要做很多工作，這中間有各種各樣的障礙，而且投毒者還能一邊否認一邊狡猾地對你單眼，所以所有人都會明白這種暗示。」
阿列克謝·納瓦爾尼是俄羅斯最有名的反腐敗倡議者和反對派活動人士。他在社交媒體上那些精明、尖銳的視頻換來了數以百萬計的觀看量，也令他成為克里姆林宮的眼中釘。
在受害者即將進行長途飛行之前投毒，可以令受害者被困在飛機上足夠長的時間，讓兇手可以輕鬆地逃走。44歲的納瓦爾尼就是在8月20日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起飛的航班上身體嚴重不適——嚴重到飛機不得不轉飛鄂木斯克。
2006年被槍殺的俄羅斯調查記者、普京的批評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亞（Anna Politkovskaya）就曾宣稱，自己在2004年飛往北高加索的一個航班上中毒，當時她身體不適至昏倒。
相似地，一種緩慢起效的毒藥釙-210令利特維年科離奇地死去，幾個星期之後才確認死因是這種罕見的毒物。作為一個α粒子的放射性物質，它的輻射逃過了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的偵測。
據後來英國進行的調查，兩名被指控的俄羅斯殺手均是政府特勤人員，在事件中有足夠的時間在不被懷疑的情況下飛回國。
納瓦爾尼在俄羅斯樹了很多敵人，他們不僅在總統普京的支持者當中。他將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稱為是「騙子和盜賊的黨派」。普京在2000年成為總統之前，曾是蘇聯克格勃（KGB）的秘密特工。
加裏奧蒂表示，在這宗案中，「俄羅斯政府似乎是被抓了個措手不及，這表示它不是一次由中央策劃的行動」。「這顯示它是一名有權力的俄羅斯人所為，但不一定是政府。」
如今在柏林夏裏特醫院（Charité Hospital）為活命而掙扎的納瓦爾尼正處在誘發性昏迷當中，治療的方向是「膽鹼酵素抑製劑類物質中毒」。
醫院表示，具體的毒物是什麼仍然未知——目前正在進行檢測來鑒定，但是毒藥的效力「已經通過獨立實驗室的多次檢測確定」，是抑制人體內的膽鹼脂酵素。
那是像沙林毒氣、VX甚至毒性更強的諾維喬克等軍用神經毒劑才有的作用。他們干擾大腦傳導至肌肉的化學訊號，造成痙攣、呼吸急促、心悸和虛脫。
納瓦爾尼的發言人基拉·亞米什（Kira Yarmysh）懷疑，毒藥是在托木斯克機場的咖啡廳裏被投進了他喝的一杯紅茶裏。亞米什說，他在上飛機前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這與利特維年科的案情如出一轍，他是在倫敦一家酒店裏喝了有毒的茶。
身在美國的著名反普京活動人士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表示，他在2015年和2017年也曾遭受過與納瓦爾尼類似的症狀。他所指的投毒事件目前仍然是個謎。
他向BBC表示，毒藥「正在變成俄羅斯特工偏愛的工具」，而且是「一種殘暴成性的工具」。
「這個過程很痛苦……在第一次中毒和昏迷之後，我要重新學習走路。」
飛機於8月20日降落在鄂木斯克的時候，醫護人員就急忙將已經昏迷的納瓦爾尼送到重症監護室（深切治療部），並給他裝上了呼吸機。
普京的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柏林的醫生對中毒的診斷尚未是最終定論，所以目前開展官方調查為時尚早。較早前，他說，克里姆林宮希望納瓦爾尼安好，當時發出了批准，讓他飛到柏林。
有猜測指，在鄂木斯克逗留至納瓦爾尼被送往柏林這段時間，可能對消滅毒藥的線索有幫助。
鄂木斯克的醫生受到批評，因為他們曾指問題可能是「低血糖」造成，而似乎沒有發現有神經毒劑中毒的症狀。
身在美國的麻醉師康斯坦丁·巴洛諾夫醫生（Dr Konstantin Balonov）向BBC表示，這種失誤「至少是奇怪的」。莫斯科的毒理學家也曾經向鄂木斯克的醫生諮詢過，而「他們肯定應該能夠得出結論是那一類的毒物」。
外界有懷疑是包庇，因為沒有表明的身份的警察很快就到了現場封鎖。醫生則堅稱，當時在納瓦爾尼的尿液中沒有毒物。
後來有消息流出，指神經毒劑的解毒藥阿托品（antidote）就是在鄂木斯克進行管理的。
不過，曾在彼得斯堡做深切治療專家的米哈伊爾·弗雷德曼（Mikhail Fremderman）則說：「在這一類的中毒案例裏，阿托品必須是長時間的靜脈注視。」他向BBC俄語部表示，或許這在鄂木斯克並沒有做，他還補充說醫療紀錄仍未公布。
英國領先的毒理學和化學武器專家阿拉斯泰爾·海耶教授（Prof Alastair Hay）稱，這類神經毒劑在有機磷酸鹽的廣闊光譜當中是自在「極有毒」的那一端。
有可能被使用的毒物範圍之廣已經使真正的毒物難以鎖定。一些毒性弱得多的有機磷酸鹽在殺蟲劑和藥物治療當中也有被使用。
他向BBC表示：「只要很少量就能殺死一個人，它能夠很有效地隱藏在飲料裏。」
從殺手的角度看，還有其他有利之處。「簡單的血檢不會告訴你毒劑是什麼——你要做更深入的檢測，要用到非常昂貴的器材。很多醫院也並沒有那樣的專項知識，」海耶教授說。
在英國，那一類檢測能力僅限於波頓當（Porton Down），一個高度保安的生化研究中心。
英國與俄羅斯都在《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190個簽署國之列。該公約禁止使用和研究化學武器，而只允許少量研究作為開發解毒劑和保護設備之用。
海耶指出，「冷戰」之後，俄羅斯在國際監督之下，銷毀了其巨大的化學武器庫存——約4萬噸。
「冷戰」時間的一些「襲擊」行動當中也用到了外來的化學物——比如1978年發生在保加利亞反共產主義記者喬治· 馬可夫（Georgi Markov）身上的臭名昭著的倫敦「雨傘謀殺」事件。當時保加利亞是蘇聯的盟友。
當中的疑似毒劑是蓖麻毒蛋白，是在後來屍檢中發現的一個小顆粒裏釋放的。殺手是用雨傘的尖頭直接將它插進馬可夫的血裏——這比起呑食毒物是更加簡單粗暴的投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