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Jilla Dastmalchi／BBC）
「謝謝你制止我無法自拔的惡魔生活。」
韓國網上秘密性剝削案件N號房主謀趙周斌（音譯，Cho Ju-bin）被捕後這樣形容自己。
趙周斌被稱為「博士」，他經營網絡聊天室，勒索幾十名年輕女性自行製作與性相關的視頻，受害女性中有16人未成年。
這些視頻與強姦暴力有關，趙周斌在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售賣這些視頻，價錢由20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
他的「博士房」並非唯一一間聊天室，他把其複製成不同號碼的「N號房」，讓顧客可以付費實時接觸到那些上載的勒索所得視頻。
無數同類型的房間意味著有數以萬計的付費用戶。
根據韓國報章《國民日報》，每一間房大約擺放了3至4名被勒索少女的視頻。
聊天室的營運者聯絡這些少女，假裝答應為她們提供模特兒或性相關的工作，然後要求少女透過Telegram提供個人資料和照片，這些資料成為了被勒索的工具。
趙周斌面對14項控罪，包括強姦、勒索、非法製作及傳播性物品等等，案件在他被捕後三個月後，即6月11日開審。
根據其律師，他承認透過Telegram製作及散播性愛視頻，但他否認有勒索、暴力、威迫這些少女。
雖然各界聚焦在這位疑犯身上，但因他受害的少女，卻在孤獨掙扎。
韓國社會傾向保守，幾十名受害者正面對漫長崎嶇的路，去重建她們的人生。
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決定幫助這些受線上性罪行所害的受害者。
她接受BBC訪問時說，「有時候我覺得休息已經是罪，當我睡覺，就等同讓更多性侵視頻流出，受害者更受傷。」
「起初我想如果我每天日以繼夜工作，或許我可以刪掉所有這些視頻。」
她自2017年開始，處理網上性罪行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
最初，她的工作是在網絡上移除這些內容，但她很快發現，單純地把這些案發證據移走並不足夠。
「性侵視頻成為了社會問題，但沒有制度去協助受害人，」她說，「這就是我們組織『韓國網絡性暴力回應中心』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目標不單是刪除那些東西，而是從女權的角度，向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
李孝琳很快洞悉到自己工作的價值，知道受害人會因為這些案件，有長遠的傷害。
「很多受害人也很害怕，擔心她們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儲存，現在或是十年後，仍然會被人拿去娛樂或謀利，」她說。
許多受害者去到她的中心，都會提出很多借口。
「她們這樣做真的令我心碎，」她說，「我會確保花時間告訴她們，這不是她們的責任或錯誤。」
她相信，受害人康復的根源是要從罪惡感獲得解放。
「這很令人傷感，許多受害人事實上周邊沒有人會對她們說一些我對她們說的話。」
相反，很多人責怪或批判她們，令許多受害人感到罪惡感和羞恥。
要走出陰霾本來就需要很大勇氣。李孝琳估計，那些因Telegram性販賣案而向她們求助的受害人，只是佔全部受害者的少數。
「受害者來找我們之前，已走了一段艱苦的路，面對了警察和媒體等等，她們找我們時感到身心疲憊。」
許多受害人選擇放棄，李孝琳則希望與她們一起，逐步重建生活。
「我們康復的定義就是她們不再是被動的人，被她們所受的痛苦困起來，她們會消化了這次事件，把它視為人生歷練的一部分，然後繼續自己的生活。」
李孝琳的工作對自己個人也有影響。
「我提供輔導時也感受到她們的痛，我也得了一些類似創傷後遺症。」
「N號房事件中，那些男人強迫女性亂倫，這太令人震驚，他們如此搶奪受害人的自尊和侵犯她們。」
不斷接觸這些物品也令她個人生活受影響。
「我自己都很害怕，在我加入這個組織前，我見到一些性愛視頻的縮圖，有點像是我跟我的伴侶，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慘，日出時我才敢把這視頻下載，最終那並不是我，每當我進行刪除性視頻的工作時，每當見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會查清楚，怕萬一齣事。」
時間讓她逐漸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
「兩年前，當我被指派去刪除一個人的內容，我因為那性視頻的縮圖而心靈受創，它深深打擊了我，但我現在可以了，我猜時間過去了，我就克服了那震撼。」
她自己亦要尋求幫助，「輔導員也需要被輔導，」她說，「我們要面對很大壓力。」
在韓國，網絡性罪行一般很難提告，很多被捕人士經常只是收到警告就獲釋，而即使成功提告，多數刑期也不嚴苛。
根據當地高等法院的紀錄，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有7446人因為非法拍攝而被提告，但只有647人被判監或罰款。
這激怒了韓國人。
BBC駐首爾記者勞拉‧比克（Laura Bicker）說，「不斷有女性告訴我，她們覺得司法制度不足以懲罰性罪行，沒有阻嚇作用，而有不斷地有數以萬計的女性，呼籲政府作出改變。」
韓國政府表明會修改現行性罪行的法例，包括一些線上性誘及勒索兒童少年。
當局5月打擊網絡性罪行後，國會修改法例，令儲存、藏有、觀賞、購買未經同意攝錄的視頻或圖片，將會面臨2.5萬美元罰款和最高3年監禁的刑責。
此前，觀看或藏有這些非法錄的影像不會受到處分。
韓國N號房事件中，韓警稱664名疑犯被扣留，包括一些重要疑犯。
但一些法官繼續寬容地對待網絡性罪行犯罪者。
趙周斌案件審理時，一批女權活動人士在法院外抗議，稱如果他不接受更嚴厲的刑責，將會有更多侵害個案和更多受害者。
李孝琳追求打擊網絡性罪行的決心更明確。
「2018年時，我活在單純的憤怒中，為什麼這樣不公平？為何這樣具侮辱性？我很生氣，令我不能停止工作，我想你可以把它稱作『吶喊』。」
「我們沒有所有案件終結的一天，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唯有不斷協助那些受到報復色情和網絡性罪行影響的受害人，讓她們康復。」
她相信，每當她們刪去一段視頻，就讓多一個人可以展開自己康復的過程，但這種不斷移除非法內容和暫停這些東西運作的工作永無休止。
「網絡性罪行剝奪了一個人的基本自尊，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停下來。」
圖片：Jilla Dastmal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