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解除防疫隔離，伴隨而來的是總理莫里森的人氣激增。
正值他當選連任一週年，互聯網上對他是滿滿的善意，年輕人在TikTok 上為他唱讚歌，以前批評他的人現在對過往的言論表示道歉。
這番暖心的場面跟去年澳洲森林火災期間莫里森的公共形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當時他最受詬病的是澳洲野火熊熊之際，自己作為總理卻悄悄到夏威夷度假去了。
在旁人眼裏看來這是莫里森總理的瀆職之舉，隨即引爆眾怒，公眾同仇敵愾，在媒體鏡頭前對他粗言怒罵，消防員和火災倖存者當著媒體的面眾拒絶跟他握手。
轉眼到了一月下旬，火勢漸熄，生活剛剛開始恢復正常，新冠病毒襲來，疫情來得既猛且疾。
又過了幾個月，澳大利亞上了世界最佳抗疫國家排行榜，感染病例約7000，死亡病例不到100。5月中旬，還在醫院深切護理病房躺著的新冠患者也就10來位。
莫里森總理的支持率穩居66% — 這是過去10年來澳大利亞總理能取得的最高支持率。
那麼，莫里森是通過什麼辦法徹底扭轉了自己的公共形象呢？
病毒來襲的緊要關頭，莫里森轉向專家求教，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立刻把建議付諸行動，而且不吝代價。
觀察者說，效果立竿見影。每次總理髮佈重要聲明時，政府首席醫療官布蘭丹·墨菲（Brendan Murphy）都在他身邊（當然保持著1.5米的距離）。
世界衛生組織（WHO）說旅行禁令沒必要時，澳大利亞對中國閉關、禁飛，就是墨菲的建議。新冠疫情被正式定性為全球大流行之前，堪培拉已經這樣為它冠名。
澳大利亞醫學協會（AMA）主席托尼·巴頓（Tony Bartone）說：「顯然，是這樣，發生公共健康危機的時候就得聽醫學專家的」。
但是，他說，聽從醫療專家的話會對經濟造成巨大干擾，而這意味著疫情早期就諮詢專家，而且對專家的建議不折不扣地聽從，需要強大的領導魄力。
當病毒本地傳播明顯加速時，莫里森迅速採取行動，感染病例剛一超過一千人，立刻下令關閉酒吧和類似的營業場所，禁止大型公眾聚集活動。
巴頓醫生說，商店關門歇業帶來的經濟後果很驚人，但莫里森沒有猶豫，這點跟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就不一樣。
他選擇聽從科學。有意思的是，澳洲火災期間他正是在這點上最受詬病。
當然，此一時彼一時，新冠和山火是兩種不同的災禍。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弗蘭克·彭吉奧諾（Frank Bongiorno） 指出，總理的應對行動受到政治包袱的制肘。
過去7年一直執政的保守聯盟長期以來對氣候變化問題背後的科學理論始終不予重視，不予認可。莫里森是保守執政聯盟的首腦。
科學家和消防部門指揮官早就在拉警報，即將到來的山火季節比往年要艱難得多，政府應該盡早做好凖備。他們說，政府對此充耳不聞，不予理會。
因此，山林野火燒成全國災難程度時，總理被批行動不力。批評者指出，莫里森最開始很不情願承認那場環境災害的嚴重性，也沒有重視災害背後的深層原因。
但公共健康危機完全不同，彭吉奧諾教授解釋說，不同之處就在於目前不存在那種政治制肘。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系統很先進，運行良好，時刻做好應對這種突發疫情的凖備。
他補充說，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批評澳大利亞政府對新冠疫情措手不及。
專家分析，這場世紀一遇的公共健康危機與莫里森的領導風的切合程度很高。
疫情擴散速度快，為採取試驗性措施提供了機會，而莫里森抓住了時機。
彭吉奧諾教授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職業政客。他對任何政策立場都沒有什麼執念，隨時可以出於務實的理由拋棄某種特定的立場，轉而採納全新的態度。
因此，雖然澳大利亞的這個中間偏右政府多年來始終無法擺脫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帶來的債務後遺症，民眾卻目睹了政府認為必須大幅度擴張公共開支。
針對國家經濟面臨的健康挑戰，莫里森決定把GDP的10%用於財政開支，創澳大利亞歷史最高紀錄。
這些開支項目中包括失業救濟金額增加一倍，免費托兒育兒，對低薪工作提供工資補貼以確保最低收入水平。
儘管在執行過程中有若干問題，但就政策整體而言卻得到朝野各界的普遍支持。
工資補貼計劃（JobKeeper，保工作）的規模是1300億澳元（700億英鎊，840億美元），計劃是中間偏左的工黨在新冠疫情早期提出的，最初曾遭拒絶。
後來，按政治學教授馬克·肯尼（Mark Kenny）的說法，新聞裏出現排長隊領失業救濟的場景，迫使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提議。肯尼曾經在《悉尼先驅晨報》和《時代報》（The Age）擔任政治版編輯。
他說，莫里森不怕政策掉頭，U型反轉，選民對這種靈活性也表示歡迎，而不是懲戒。
觀察人士還注意到另一個大手筆舉動，就是在早期組建緊急內閣，讓8個州和一個區的首腦參與聯邦政府最高決策。
澳大利亞聯邦政體下，醫院、學校、警察、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務的掌控權在州政府手裏，因此抗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需要各級政府統一認識、步調一致。
到了三月份和四月份，各種限制隔離措施陸續鋪開，民眾對這種協作政務方式仍持歡迎態度。
對莫里森總理的最嚴厲批評出現在疫情初期的數周，各州當局的身音跟堪培拉有衝突。
即便在"全國內閣"（National Cabinet）成立之後，圍繞學校復課時間的爭執仍是輿論批評的焦點。
決策層的分歧也導致了澳大利亞抗疫成績單上最大的敗筆：悉尼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三月下旬，在郵輪出現新冠感染病例的情況下，仍有數幾千名乘客獲准下船，上岸後自由散去，導致病毒傳播擴散，國內外700人感染，22人死亡。
雖然州政府官員承擔了大部分指責，肯尼教授認為莫里森總理的聯邦政府也脫不了幹系，尤其是因為他本人曾擔任過移民部長，還自詡為澳大利亞"截停船隻"的嚴厲移民政策的創立者。
"而他的政府竟未能截停一艘真的會造成直接傷害的船隻，"他說。
不過，總體而言莫里森看來已經從可怕夏天經歷中吸取了教訓。
最開始一些失策、失誤跟導致森林火災失控的行為如出一轍，比如在禁止500人以上聚集的同時，總理還鼓勵民眾去看足球賽，這被解讀為虛偽。
但最初幾個星期裏對隔離抗疫措施的笨拙解釋很快被清晰明澈的公開講話取代。
隨著疫情曲線迅速轉向平坦，莫里森的不容置疑、果斷強悍的風格出現軟化，變得較溫和，而公眾大體上也都服從社交隔離規定。
莫里森連任總理一週年之際，觀察人士認為還不到擊掌慶賀的時候，最大的難關可能還在前方。
澳大利亞或許會出現第二波疫情；新冠病毒重創經濟，舉國咬牙應對；應對經濟復蘇的難度遠超抗疫，而現在的大手筆舉債給未來幾代人套上債務重負。
預計失業率將達到10%，近30年來澳大利亞經濟首次瀕臨衰退。
到下一次選舉還有兩年時間。如果歷史可以提供借鑒，那麼這一點值得注意：競選連任如果正逢經濟不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次成功先例。
問題是，澳大利亞選民目前對莫里森懷有的善意和支持，足以延續到下次大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