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顯然不是世界的好時機，也不是中美關係的好時機。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覆地選擇用「中國病毒」稱呼新型冠狀病毒。鷹派國務卿蓬佩奧則稱病毒為「武漢病毒」，對北京造成了極大冒犯。
總統和國務卿均批評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的失敗。但中國的發言人堅決反對他們對疫情不夠透明的說法。
中國的社交媒體正在散佈一些指有關這種大流行是由美軍細菌戰計劃引起的消息；這些謠言吸引了不少關注。但科學家展示的病毒結構，顯示病毒起源是完全天然的。
這不單是場「口水戰」，一些涉及根本的事正在發生。
本月稍早，正當美國宣佈對意大利等許多歐盟國家旅客關閉邊境時，中國政府則宣佈，向正處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前沿的意大利派出醫療隊伍和運送醫療物資，繼而也向伊朗和塞爾維亞提供幫助。
這是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時刻。這顯示背後正進行一場信息戰，中國渴望以新的全球參與者身份擺脫這場危機。確實，這是一場美國目前正在輸掉的戰鬥。美國派遣了遲來的小型空軍醫療設施到意大利，已難以扭轉這一看法。
所有國家的行政及政治系統在此時此刻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領導力變得特別珍貴。在任政治領袖如何把握時機，表達論述的清晰度以至動用國家資源去應對疫情的效率，最終這些均會被用來為政治領袖們定功過。
這一流行病襲來之時，中美關係已經處於低潮，即使簽訂階段性貿易協議，也難以緩和雙方的經貿緊張關係。中國和美國在重新布防，為亞太地區未來的潛在衝突進行公開凖備。中國已經崛起，至少從區域層面來說，自身已成為軍事超級大國。中國現在渴望獲得其國際地位所要求的更廣泛的地位。
這場大流行正威脅把中美關係推向更加困難的時期，而這對於這場危機的走向，以及世界從中的演變，都有重要的關係。當病毒被打敗之後，中國的經濟復蘇將在幫助重建被摧毀的世界經濟中擔當關鍵角色。
但就目前而言，中國的援助對於對抗新冠病毒至關重要。需要繼續分享醫學數據和經濟。中國是醫療設備和諸如口罩和保護服等即棄用品的一大生產商，這些東西對處理感染者來說是必須的，而且所需數量如天文數字般龐大。
中國在許多方面已是世界的醫療製造工廠，能夠以多數國家不能實行的方式擴大生產。中國正在把握機遇，但正如特朗普的批評者所言，是特朗普正在「掉鏈子」。
特朗普政府起初未能接受這場危機有多嚴重，並將其視為主張「美國優先」，以及假定的美國系統優越性的又一次機會。 但目前面臨危機的是全球領導能力。
奧巴馬時期的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美國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兩位亞洲專家，近日在《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應、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力量去應對危機所帶出的認受性。」
他們說，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正考驗美國領導能力的全部三個要素，但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在其步履蹣跚時，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練地採取行動，利用美國失誤而造成的缺口，填補其空缺，把自己呈現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冷嘲熱諷是很容易。許多人都有疑問，大流行似乎源自中國，中國如何在這時候從中獲益，坎貝爾和杜如松形容中國在這種時機尋求利益是「厚顏無恥」（Chutzpah）。北京最初如何應對武漢發生的疫情是隱秘的，但從那時候開始，中國可以有效和令人讚嘆地調配資源。
新聞自由機構「美國筆會」（PEN America ）行政總裁蘇珊‧諾塞爾（Suzanne Nossel）在「外交政策」網站上撰文寫道：「由於擔心最初的否認和對疫情的管理不當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所以北京在國內外展開積極的宣傳運動，吹捧其應對疫情的『德拉古（嚴厲）』方式，淡化自身在引發全球疫情中的作用，並將其努力與西方國家的政府，特別是美國進行了有利的對比。」
許多西方評論員認為中國變得越來越專制和民族主義，他們擔心疫情的影響和由此導致的經濟放緩會加速這種趨勢，但華盛頓全球地位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大。
美國的盟友正在留意，他們或許沒有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但許多國家在對華態度上與美國已有明顯差別，例如中國技術的安全性（華為爭議）；以及伊朗和其他區域性議題。
中國透過在大流行病中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試圖建立新的基凖，在中國可能很快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國（essential power）」時，在未來與各國建立不一樣的關係。從中國與日韓連結應對疫情，以至向歐盟提供重要衛生設備，可以窺豹一斑。
坎貝爾和杜如松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特別用上英國沒落來作比較。他們稱，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拙劣的行動，「把英國力量的衰退暴露無遺，標誌著英國稱霸世界的終點。」
兩人說：「今天，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察覺到，如果不在此時站起來面對當下，那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會是另一個『蘇伊士』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