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肯亞案思考台灣司法對詐騙犯罪的態度

近日掀起風波的肯亞一案出現逆轉，肯亞案台籍嫌疑人劉姓男子於中國媒體上公開認罪，表示自己前往肯亞是為了從事電信詐騙，對此他也對社會及受害人感到十分抱歉。

在台灣，詐欺罪是以一罪一罰的方式，嫌犯單罪行最高可判至五年徒刑，並可累加刑期之計算，最重可判到二十年，簡單來說，雖然詐騙一人與詐騙十人的罪刑不同，但最重是二十年徒刑。

台灣死刑存廢問題始終無解，法律以人命及殘忍程度去斷定該嫌犯是否有教化之可能性，若一個人殺害了十個人，多數社會則會認為有重刑之必要，而小燈泡一案由於殺害對象為兒童，且手法極度殘忍，家屬也需承受極大痛苦，因此多數聲音也是偏向支持重刑。

反觀詐欺雖然僅是騙取錢財，並未危害到生命安全或是造成其他傷害，但請仔細思考，假設一名受害者雖僅被騙取一百萬元，但那一百萬元可能是他僅有的積蓄，在他失去僅有的錢財後，可能造成他未來生活困難、家庭失和，被詐騙而走上絕路的人也不在少數。

當然並不是表示發生人命問題才需重視，而是似乎也該思考詐欺所帶來的精神損害，也許會造成受害者未來對於人心的不信任感，甚至是造成社會的不安定。肯亞一案除了監督台灣政府的處理態度外，或許也可進一步探討台灣司法對於詐欺的判決是否適宜。

從本土金光黨到跨國詐騙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