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MIZUKI HSU）
日本首都東京是一座快節奏的大都市。高層建築鱗次櫛比，公共交通四通八達，令人艷羨。有人把東京稱作超前型城市。
在東京殘奧會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之際，BBC記者貝絲·羅斯（ Beth Rose）採訪了三位日本殘障人士，通過他們一窺日本殘障人士的生活現狀，了解他們面臨的挑戰。
今年35歲的美月（音譯，Mizuki Hsu）自稱「月亮騎士」，她說這是因為她喜歡坐輪椅旅行、探索和冒險。
美月說，城市總是很繁忙，但交通還算便利。如果她需要幫忙的話，人們總是願意停下來幫她一把。
自從2013年獲得奧運主辦權以來，日本一直致力打造「無障礙」國家。
美月認為，日本殘障人士仍面臨羞辱問題。「我覺得人們在公共場合盯著我看仍然很常見，一些陌生人還對我說我很可憐，」美月說。
美月表示，殘障人士融入社區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喬西（Josh Grisdale）今年40歲，從小在加拿大長大，他對日本殘障人士的處境有自己的看法。
喬西在高中時受到一名老師的鼓舞於2000年首次到日本旅行。之後他開始學習日語，並於2007年移居日本。2016年，喬西35歲時放棄了加拿大護照，正式成為日本公民。
他在申請日本公民資格時曾擔心自己的殘疾有可能會妨礙入籍，但沒想到人們的態度非常積極，讓他深受感動。
喬西說，你會聽到一些試圖移民美國和加拿大人的可怕故事，因為他們需要使用健康保健系統而被拒絶了申請，「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殘疾的事，感覺非常棒。」
喬西在日本經營一個名為「無障礙日本」的旅行博客。他在日本一註冊後立即就可以使用日本的福利系統。
他所在的江戶川區對他進行了評估，並根據他的需要為他頒發了殘障人士「護照」。他可以獲得使用護工的經濟資助以及輪椅設備。
日本為殘疾服務的集資與英國為「公益事業」集資方法有類似之處，都是通過博彩。英國主要是通過彩票，日本則是通過賽艇運動的收益。
美月在日本的京都長大，小時候由於一種神秘的疾病讓她的雙腿喪失了功能。美月說，「媽媽告訴我她覺得她需要一直陪在我身邊，並背著我到處走」。
雖然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但是生活中還是要面對一些挑戰。
東京是一個擁有近1400萬人口的大城市（倫敦人口為900萬），為容納龐大的人口，建築物往往越蓋越高。這就意味著，包括公共服務在內的許多部門都在高層建築中。
90年代，美月的父母不願意送她到特殊教育學校。他們把她送到當地一所普通學校，但他們不得不克服一些困難和做出一些讓步。因為美月的許多課經常在不同樓層，而學校又沒有電梯。
雖然樓梯上有扶手，但美月不得不自己上下樓，這意味著她要用手臂助力、一階樓梯一階樓梯慢慢移動。
美月的父母為她學校的每一層樓安放了輪椅，這樣美月就可以坐著輪椅和同學們一起獨立活動了。
20年過去了，美月自己也成了母親。同樣的問題又來了。美月幾乎找不到一家她可以自己進去送孩子的幼兒園，要麼是樓梯問題，要麼是因為輪椅坡道太陡。
美月說，那段時間非常困難、挑戰很大。幸運的是最後她終於找到了一家。幼兒園的工作人員非常支持她，但那是唯一的一家。
在全世界範圍內，殘障人士的就業率普遍較低，儘管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一種常見的解決方法就是使用簡單的配額制度。這也是日本採納的方法。
在日本，如果一家公司僱傭的員工超過43.5人以上，那殘障人士的比例就必須達到2.3%。這些數字都會被記錄在案，違者罰款，遵守者則得到獎金。
批評者說，該制度導致人們關注的是殘疾比例而不是技能，失去了包容性的意義。
「我參加過多家公司的求職面試，」美月回憶說。通常在決定是否進行下去前，公司都會要她的殘疾護照以便得知她在工作場所的需求。
美月認為配額給殘障人士入職提供了一個良機，但她補充說，「某些工作經常是專門給殘障員工設置的 - 那往往意味著低技能和低工資」。
但美月說，她目前在谷歌的工作就不一樣，她感覺更公平，他們也沒有問她有關殘疾方面的問題。
喬西在日本福利公司江壽會（the Azalee Group）做公關工作，該公司經營一家養老院。
喬西認為，日本「過分強調」僱主的責任，讓他們為改善殘疾員工的工作環境做出適當的調整並買單。
他說，這就意味著那些不需要單位為其改造場所的殘障人士「更受歡迎」，因為僱傭他們更容易和更經濟。
作為申辦奧運會的一部分，日本承諾將使其交通樞紐達到百分之百無障礙。
在通過一項法律後，目前東京96%的火車站已經實現了無障礙。該法律規定任何超過日流量3千人的火車站必須確保讓所有人都能使用。
美月表示，輪椅坡道讓旅行更容易，但她說新幹線旅行反而很麻煩，因為每次乘新幹線都要提前一、兩個月預定輪椅空間。
因此，美月表示自己更願意坐飛機旅行。不過，她說更新一代的火車輪椅空間更多些。
一提到日本，人們自然會想到它發達的科技 - 無障礙電梯。其實就是把自動扶梯的三節台階臨時打開，形成一個能夠容下輪椅的平台便於輪椅者使用。
但喬西並不喜歡這種發明，他把它形容為「工程新玩意」。喬西表示，他覺得很害怕，總是擔心自己的輪椅萬一會「飛出去」。但他也承認，當他需要無障礙通道時，它確實能提供便利。
說到日本殘障人士，很容易讓人想起發生在相模原市的持刀殺人事件。它是日本近代歷史中的一個不得不提的悲劇。
2016年，植松聖（Satoshi Uematsu）闖進自己曾工作過的相模原市一家殘障人養老院持刀行兇，導致19人死亡，另外還有幾十人受傷。
在此之前，他曾致信給日本政客聲稱他想讓殘障人「消失」。
除了這一顯而易見的悲劇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悲劇 - 那就是許多受害人家屬不願意公開他們親屬的名字。
一些人猜測那可能是因為有些人對有殘障人親屬感到恥辱；還有人認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把殘障家人送進養老院，因為覺得愧疚。
邁克爾·佩吉特是一位生活在神戶的英國學者，他患有腦癱（cerebral palsy）。
邁克爾說，最開始這件事對日本震動很大。很長一段事件，媒體都在質疑人們對殘障人士和養老系統的態度。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繼續往前走，也就逐漸淡忘了。
他說，如果受害者家屬不願意公開姓名就很難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植松聖被判處死刑。
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一個具有遠見的國家。
2019年，日本令和新選組政黨的船後靖彥（Yasuhiko Funago）與木村英子（Eiko Kimura）入選國會議員。倆人都是殘障人士，都使用護工。
當他們坐著輪椅上任的第一天，受到了媒體的圍追。
2021年1月，在日本上議院修好輪椅坡道後，船後靖彥第一次可以本人親自去投票，而之前他都是依賴別人代他投票。
事後，他們在一份聲明中說：「能夠直接投票表達我們的想法是一種非常感人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