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 吳念樺
第一次見到蘇建和是這次訪談前約三個月，我們要一起去拜訪另位冤錯案當事人，他向對方介紹我「這個東森的記者，我不熟，不知道會不會很歪。」當下手心直冒冷汗，不是心虛，是心想這個人也直接得太令人愕然，但我也能理解，畢竟身為記者的原罪，哪能比當年被檢警與媒體塑造成冷血強姦殺人犯的陰影還深。
後來我開始了冤案系列專題，與現任職於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他，常有對司法現況和改革困境的討論，我發現比起我這與司法毫無糾葛的人，他樂觀得許多，並且付諸行動得多。
他常常在講起某件事時，會先鉅細無遺地形容周邊細節到一個地步，有次在行車間恰好發生而開起小玩笑，友人覆議說「老蘇(蘇建和)的記性好到問他十年前跟某人講電話的內容都記得」，我當時回了一句在網路文章中看過這是一種病，全車哄然大笑，蘇建和笑說「沒錯，這是一種病，我從二十六年前發生一件事就得了這病」。
後來我才知道，法官曾因為他提出不在場證明，與證人說的差半小時而不採信。
這場與海馬迴的拔河，長達二十一年，但現在想來只是他獨自面對逝去的時光，黑暗無邊的記憶。
採訪結束時看了下帶子，一小時五十分，蘇建和幾乎有九十分鐘都是濕熱著眼眶紅著鼻子，他是那種越想抵抗氾濫越著急吐出幾串字彙片語，我知道他在努力正眼瞧瞧這一路他怎麼走來，於是看著他兜了幾個圈試圖轉移情緒，縱使心若波瀾，我仍穩住手中的麥克風，然後聽他抑住顫抖告訴我，他已經越來越好了。
他說這幾年他沒想過自己怎麼過的，因為很多事他都盡量不想起，包括被刑求的三十小時、被真空的十一年半還有關於他父親，但他說今天這麼一想，他發現他只想以後見到他父親時，他能告訴他沒有白費付出的生命和為他所有的努力。
他總提醒我報導不要傷害到媽媽、弟弟、義務辯護律師、原案逝者遺族，他說不希望跟原告加深對立，因為大家都很可憐，其實我也沒想過能平衡什麼，因為我沒想像過明日的我將被槍斃，沒站在審判台前、沒到過命案現場、甚至沒閱過完整卷宗，這從來就不是能平衡傷害的法庭兩造，但我知道他忘了他也是受害者，他也是遺族。
纏訟至今已是第二十六年，時間的長河，對他來說流動得太緩慢，也太飛快，如果說我們都是這條長河裡的一小段，過去的時間只存在在記憶，他則是不斷地真空，十九歲後的他不存在，三十歲前的他亦相對死去，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面對消逝，如今的他已不畏懼，也不慌張，他泰然地要我等三十週年再來訪。
無罪定讞至今五年，他還是時常佝僂著身軀，垂著頭拖著步伐，彷彿被歲月壓傷的蘆葦，想要往前走卻揹了很重的東西，但上天若沒折斷，就能找到面對明日的勇氣吧。
接受採訪前他說，他不接受採訪好幾年了，接受採訪後他說，他沒有把我當成一個記者，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表示我表現得沒那麼專業，但我還是不敬業地告訴他，我也沒有將自己當成一個記者在採訪一個受訪者。
因為我知道，這哪是一個23歲記者說得出來的故事，這只能是轉述一位朋友令人心碎的經歷。
▼當加害者是國家機器，活著回家的路有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