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亞洲第一個由街友變身導覽員的陳自強。（圖／端傳媒）
「知道吃什麼東西可以治皮膚病又能美白嗎？」戴着牛仔帽，拿着自製導覽手冊，阿強認真的說，表情絲毫沒有玩笑意味。「壁虎啦！要活吃，不咬直接吞。你看我現在完全沒有老人斑，就是因為被關23年，吃了幾十條。」
隊伍中一些成員笑了，但沒什麼人答腔。表面上聽來驚奇有趣的發言，轉念想到少年被關在不見天日的黑牢裏，因為受不了背瘡而吞食壁虎，實際畫面還是令人難受。
這位號稱亞洲第一個由街友變身導覽員的陳自強，曾擁有不良少年、幫派成員、逃犯、生意老闆、流浪漢等多重身份，黑社會圈、監獄、管訓隊、警備總部、加護病房、社福中心也都繞過一圈。
他主動提起賣座電影《艋舺》，這個用狂暴青春熱血和鮮豔古城色彩交織而成的角頭故事。阿強說這是一部「寫實片」，也是他人生前半場的回憶。「我帶過一個學生社團，問我電影劇情有沒有誇張，我跟他們說，這種地方真正的黑暗面，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啦。」
認識真實的艋舺
說到流氓與流民文化，多數台北人立即聯想到的，當然是萬華這個昔日榮光餘輝的古老城區。深諳此區生態的阿強，一邊帶着我們在市場小巷穿梭，一邊用他的人生經驗解釋街頭生存的方法。
今名萬華的艋舺，是老台北的發源地。台灣話艋舺（Monga）是平埔族語，意指獨木小舟，讀音聽來鏗鏘響亮，也反映了清領當年此處的強悍民情與拓墾精神。人人耳熟能詳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指的就是台南、鹿港、艋舺這三個地點因為商港衍生而來的繁榮。
雍正時期，艋舺群聚的多數是從大陸泉州來的移民。港口代表了工人、市場和廟宇，商業活動帶來了娛樂、酒樓和黑道。雖然後因經濟重心遷移，如今已不見往日榮景，現在的艋舺仍處處可見過往的生活方式痕跡。無論是旗樓內的舊式理髮院、佛具紙錢店、阿公飲酒店，旗樓外的露天攤販、流民流工，不管是否被主流社會價值正眼相看，都仍以獨特鮮明的姿態存立於台北的一角。
阿強的導覽以龍山寺捷運站作為起點，一路經過艋舺公園、風化區老街、梧州街社福中心等，山水街、華西街、廣州街等主要街道都囊括在內，曾作為《艋舺》拍攝場景的古山園旅店和夜市等場地，當然也是重要停留點。
▼曾作為《艋舺》拍攝場景的古山園旅店。（圖／端傳媒）
萬華在台北12區中以街友和老人文化出名，艋舺公園是最顯眼的標的。阿強說，很多外地人對這一帶的既有印象跟實際情況有不少出入，其實真正長期生活在此區的街友不到100人，更多的是從北市各地前來休息社交的長者。在保全和社福機構的管理幫助下，街友也過着非常規律的生活，每天早上七八點就要起床，晚上九點半後才能從領到標有編號的大塑膠袋中拿出睡袋就寢。
附近社福中心提供洗熱水澡的機會，也有不少清掃、舉牌、發傳單的臨時或固定工作，讓他們維持一定收入來源和公園的整潔。假日也會有慈善團體來發便當，無論街友或是來這邊喝茶下棋的老人家，只要排隊都可以領取，「很民主化啦！」
與艋舺公園隔一條巷子外，就是百來家的風化產業。阿強說，這樣的情色文化可上溯到清朝，日治時期被稱作「遊廓」。如電影《艋舺》所呈現的，「有幫派聚集的地方，一定有性交易的場所。」直到1997年以前，這一帶還有許多違章建築都是娼館，直到扁政府廢公娼為止。
而那些生存到現在的，無包廂開放式的叫「阿公店」，有包廂不開放的是「飲酒店」。店家拜的神明是俗稱豬八戒的天蓬元帥，往往要營業就得先疏通黑白兩道的關係。而在此工作的小姐至少有兩、三千位以上，九成來自中國，一成才是台灣或東南亞其他國家人，不同營業時間和不同外貌條件的小姐收費都不同。
提到這些族群，阿強客觀指出社會上當然有不同道德標準的聲音。「她們多數是有說不出的苦衷，我個人觀點是，人不應該有貴賤之別。坦白說，只要不偷不搶不害人，跟那些搞食安風暴的黑心商人相比，我覺得她們人格還高尚的多！」
▼與艋舺公園隔一條巷子外，就是百來家的風化產業。（圖／端傳媒）
23年的牢獄生活
阿強雖然並非萬華本地人，但以前混黑社會逃亡時經常在此帶活動。導覽全程，路上不斷有人跟他打招呼，親密的喊「強哥」，「很多老朋友啦，誰的老婆誰的小三我都認識。」出生於南投的他，跟《艋舺》中主角的遭遇如出一轍，也是到台中求學時因為被城市小孩霸凌而加入幫派。如今年過65，講起片中對萬華角頭黑社會的描寫，他還是如數家珍到像在聊自己的往事。畢竟他口中聚集在萬華的「五流」，流氓、流鶯、流浪漢、流動攤販和流動工人，他自己就做過「兩流」。
1960年代，阿強的高中時期，台灣幫派的本省外省掛仍分別鮮明。他從台中的成功路一帶撞球店接觸到黑道，後來加入了本省掛的「百花小九」，又稱「小九仔」。「我Ｏ型，個性衝動，每次都跟人打起來。那時候叫『太保學生』，後來很自然就被幫派吸收。」阿強說，「當時的打工就是幫老大打人、要賭債，或是拿保護費，至今文化也都差不多。」
「常常老大殺人，小弟就會被叫去頂罪。但因為我老大跟我是南投同鄉，他妹妹就是我學姊，不好意思叫我頂罪。不然那時九個兄弟，有四個在學就被抓了。」阿強回憶，他就這樣在圈內一直混到當兵。入伍後，他被分發到海軍士校，因為逃兵，被判軍法一年。之後回役到陸軍，再逃兵，這次跑到台北的黑道圈。
台北混沒多久，在酒吧遇到警察臨檢，因為恐嚇罪被判一年兩個月，軍法再判逃兵一年四個月。然而看守所也關不住他，他又接連脫逃幾次，直到某次因為跟日本人在酒家起衝突被抓，加上其他恩怨事件，一算被判了11年，在管訓期滿後被移監到景美的警備總部軍法處，專門監聽美麗島事件的思想犯。林義雄、施明德、姚嘉文、呂秀蓮和陳菊等人，全都是他看守所的「同學」。「我都跟他們說，可以講的你就講，不可以講的你就用比的嘛，這樣我也好交代。」
1981年，阿強又逃了，成為警備總部史上第一位脫逃犯。這次再被抓，他被判了八個月和兩年的管訓。1987年，他剛被放出沒多久，再因持有槍械入獄，被判兩年加管訓。刑期服滿後，他又在高雄KTV與人發生爭執，這次一判就要11年。等到2001年出獄，阿強算算，不含管訓，他這一生總共在監獄住了23年。
「我沒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大都是幫派之間的打殺衝突。每次坐牢，被抓也都自己扛下來，講義氣沒供出任人。」阿強說，「當年的九個小兄弟，現在只剩三個，而且幾乎都在牢裏。路是人走出來的，人家說進黑道十個人有九個人沒好下場，一點都不假。」
▼在保全和社福機構的管理幫助下，街友也過着規律的生活，晚上九點半後才能從領到標有編號的大塑膠袋中拿出睡袋就寢。（圖／端傳媒）
街友轉型導覽員
最後一次出獄時，阿強已經年過50。他的母親語重心長對他說「我已經快90了，你還有多少年可以被關？」這句話令阿強百感交集，也成了最終阻止他再回到黑社會的力量。「台灣話有句話說，你就算不孝，也要送你的父母上山頭（指送終）。」
為了母親，阿強人生終於首次嘗試做起正經生意。本想前往中國闖蕩，卻又在生活剛上軌道時遭逢親友背叛，經商失敗負債累累。沒了儲蓄房子，也沒了家庭，2007年，阿強回到台灣，因緣際會下開始了他的街友生活。但也因此，隔年發生的一個事件，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
2008年7月的一個夏天夜晚，阿強正在台北車站西區的停車場睡覺，外面雨聲很大。同區還有個60歲的女街友也在休息，她長期沒有盥洗、行為不像常人，依阿強判斷應該患有精神障礙。那天晚上來了三個年輕人，見到她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我看不下去出面講話，周圍人多，他們就走了。」阿強說，「當天半夜兩三點，我正在紙板上睡覺，他們拿着木棒回來，打到我吐血，五根肋骨嚴重扭曲，被送去派出所然後急轉中興醫院。那時還沒有健保，值班的主任醫師當下決定不能見死不救，再把我交給社會局社工處理。」
這個命中大劫，也是轉機開端。出院後，阿強因此認識了萬華社福中心裏，綽號「丐幫幫主」的志工張獻忠。他幫阿強介紹在萬華一帶的清掃工作，一天500元台幣的薪水，讓阿強終於有了固定收入來源。2013年，張獻忠又鼓勵他參加萬華社區大學開設的導覽班，持續上課直到能以此維生。
「我記得第一次正式示範導覽的那個晚上，他們告訴我，你97分，過關了。還說，我會是全亞洲第一個街友成功轉型成導覽員的例子。」阿強描述的好像一切還歷歷在目，「回想起來，這真的是因禍得福。我製造過這麼多社會不安，最後卻還是社會資源救了我。」
▼混完黑道，混完友情，也許人生最終要混的，還是面對自我的那一關。（圖／端傳媒）
在城市角落找到生存之道
《艋舺》借用少年幻滅與蛻變的故事，描繪萬華地方社會經歷的轉型動盪。豐盛的美好富庶年代面臨外來現實的衝擊，經歷多次的轉折浮沉，最終在歷史潮流的沖刷中找到城市一角屹立生存。這些似乎也與阿強的人生經歷，微妙呼應着。
「雖然現在金錢物資上不像以前混黑社會那麼方便，可以天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但我覺得很充實。」阿強若有所思，「混黑社會的時候，看人看事的方式真的完全不一樣，現在想想，其實那些都是自卑感。只要自己敢面對，跨過去了，就會開始覺得自己有點用處。這大概就是人生觀的變化。」
如今的阿強身兼二職，除了當導覽員，每天也會在捷運站出口，販售大誌雜誌。除了工作和朋友請吃飯，平常反而會跟萬華保持一點距離。然而年輕時講究的義氣，則是始終不變。「有人需要我，我能幫就幫，能鼓勵就鼓勵。除非一個人不想回頭，那用三頭牛拉他也拉不動。」
導覽的最後，阿強站起來，確確實實與隊伍中的每一個人握手，提醒大家走好。告訴他導覽的很精采，他會很認真的反問「真的嗎？」從他的言談舉止和謙和眼神中，實在很難想像當年鬥毆耍狠的年少模樣。《艋舺》導演鈕承澤說，在片子的狂暴和悲傷背後，其實繾綣的是大量的愛與反省。不禁思考，這跟阿強現在感受到的，會不會是同樣的東西。混完黑道，混完友情，也許人生最終要混的，還是面對自我的那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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