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Tseng Lee / 端傳媒）
「教化可能性」因為沒有判斷標準，反而會在審判過程中造成更大的誤解跟傷害，使被害者跟加害者之間沒有修復的可能。
特約撰稿人 胡慕情 發自台北
「那天，我跟爸爸剛從農會下班回家，我進廚房準備晚餐，他在客廳看電視。突然聽到爸爸問：『江子翠在哪？怎麼有殺人事件？』還記得自己當時回他：『就是曾有一個會計小姐被分屍那裏啊。』下一秒，卻接到台北和平醫院打來的電話，問我們是不是張正翰的家人？說正翰到院時，就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就着一盞微弱日光燈，張素密坐在客廳藤椅回憶她生命最痛的一天。是盛夏午後，說起話來她依舊微微顫抖。丈夫張振源在旁多半沉默，偶爾囁嚅欲吐言，話語卻似鯁在喉間，繞了幾回，又嚥下。
訪談那天，距離張正翰死亡已經過了整整兩年。夫妻倆掉淚的次數雖然減少，痛楚卻沒有隨時間流逝，而是化成意味複雜的壓制，緊緊纏繞、綑縛着他們。
無法阻卻的悲劇
2014年5月21日上午11點40分，一名就讀東海大學環工系的學生鄭捷，從台中市西屯區的朝馬轉運站搭乘國光號北上。下午2點30分，鄭捷抵達新北市板橋區新埔捷運站，隨後步行至江子翠的麥當勞與國中同學會面40分鐘。兩人道別後，他到松青超市購買一支鈦鋼刀放入背包，進入江子翠捷運站，於下午3點45分搭乘往南港展覽館站列車。
自下午3點45分至開始犯案的這段時間，鄭捷曾多次上下捷運列車。根據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鄭捷曾在下午3點50分51秒於捷運板南線西門站下車；下午3點54分33秒再次上車搭往南港展覽館方向列車。但下午4點5分36秒，鄭捷又在國父紀念館站下車。日後他遭捕時自承，多次上下捷運列車，是因「勉強自己執行殺人計畫」而感到緊張的緣故。但勉強所帶來的緊張並沒有阻卻他的犯案行為，鄭捷最終在4點10分，搭上由國父紀念館往永寧站方向列車。
在捷運站這樣高度現代化與機械化的空間裏，乘客幾乎喪失與陌生人交談的機會：人際互動被機器螢幕取代，以國台客英語的錄音廣播預防乘客錯過通勤或倦歸的地點。各式安全廣告在站區與車廂廣告刊播，所有訊息反覆暗示，安全的命運掌握在每個人手裏且互為因果。但繁雜訊息裏無一則能夠阻卻悲劇發生。
捷運啟程，以約兩分鐘的班距在每一站停頓、開門、關門。從鄭捷上車至他起身移動至第6車廂右方屏風之前，門曾7次開啟，藉由軌道，捷運鏈結城市所有轉折、地點與四面八方的生命。但這四面八方的生命仍是各個孤立的單點。4點23分49秒，鄭捷開始翻動、查看背包內的凶器，無人注意到這位身着紅衣的透明人。4點24分10秒，鄭捷往第5車廂後段移動，於4點24分17秒時抽出鈦鋼刀，開始了日後被媒體形容為「屠殺」的行動。
在這短暫的1分36秒中，一共有26人遭刺，張正翰是這場殺戮中死亡的第二人。一直到另位乘客潘碧珠受傷倒地，才有一名乘客持傘與鄭捷對峙直至車廂門開……。
「以前正翰回家，我們一定全家一起開飯。吃完飯，他會和弟弟打鬧，有時連鍋蓋都拿起來玩。但這樣的場景再不復見，有時候我會恍惚地問：『弟弟，我們家是不是都沒人了？』」
張素密回憶，整起事件從發生的當下至事後處理，被害者家屬都非常孤獨。唯一與她接觸的，是某一佛教團體。「它們組織的負責人來看我，卻對我說：『這件事是因果。』正翰從不去害人，因果是什麼意思？這句話讓我更痛⋯⋯」張素密回想，從頭到尾，只有犯保協會對他們伸出援手，「犯保協會的理事長擔心我們迷路，總是來接我們，後來也陪伴我們走司法程序、找律師等等。」但犯保協會的支撐無法完全涵蓋一個家庭失去至親的巨大創傷，6月6日，張正翰葬禮結束，同事告知張素密她的休假已全部用罄，必須「回到生活常軌」。張正翰死後張素密所歷經的一切衝擊，此刻全部匯聚並反映至生理行為——她發現自己無法面對「人」：「我一看到人就流淚。而且光看到『正』、『翰』其中一個字，就會崩潰。」
在同事體諒下，張素密多半時間都躲在自己的小辦公間。她戴了整整半年口罩，才慢慢能與人說話。然而每天下班時間仍是她與張振源最痛的時刻。「我們不敢下班、不敢回家，腳步總是沉重。」張正翰的死像一灘黑墨，浸染張家的日常分秒。「以前正翰回家，我們一定全家一起開飯。吃完飯，他會和弟弟打鬧，有時連鍋蓋都拿起來玩。但這樣的場景再不復見，有時候我會恍惚地問：『弟弟，我們家是不是都沒人了？』」
驟失愛子，讓張素密夫妻擔心二兒子也突遭變故，二兒子考量張素密夫婦的心情，辭去台中的工作回到嘉義陪伴身側，卻就此待業至今。「想來是我們父母自私，弟弟可能心裏也會怪我們，但我們當時真的很怕再失去他……」恐懼改變了張素密一家的運命，負傷的張家三人，迄今仍難以討論張正翰的死。一家三口心裏藏有「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的疑問，但疑團無人解密，平撫成為永恆的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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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能各自用各自的方式想他。爸爸會看着他的照片流眼淚，弟弟總是站在他照片前面發呆。」而張素密則是在大理石階延伸上的二樓小廳沙發上睡了超過整整一年。如今雖會回房就寢，每天清晨不到5點，張素密依舊自動醒來，下樓坐在沙發。
赤色沙發正對一座木櫃。木櫃是張正翰死後張素密整理出來的「樹洞」。裏頭藏着張正翰從小到大的照片。相片裏的張正翰有時壯碩、有時削瘦，不變的是微鬈黑髮、燦爛的笑，以及就讀天使幼稚園畢業照中，那一雙黑亮澄澈、沉穩平和的雙眼。失眠獃坐的張素密，會對着膠卷留下的張正翰說話。她的傾訴，總是約化成那張幼稚園畢業照片底下的一行文字：「孩子，你是上帝藝術的傑作。」
「再不把他寫下來我怕會忘記，」張素密接受訪問時，對記者的期待是儘可能地多留下這個世界對張正翰，同時也是自己的，美好記憶。
「我一直知道正翰是好孩子，但不知道他在人心中留下那麼深的印記。」張素密悲中帶笑地說，張正翰告別式那天，不只遠在國外的同學飛回台灣參與，包括幼稚園至研究所的老師、同學都來送他最後一程。「所有人都非常捨不得，說正翰總爲他人伸出援手，把陽光留給別人。」
永遠到不了的錄取通知
1986年，張素密29歲，剛和張振源結婚，背負龐大房貸，日後，又遇張振源家道中落，經濟發生變故，日子清苦。發現懷上張正翰時，張素密形容，「真的嚇到，可以說是以一種恐懼的心態懷了這小孩。」1988年4月7日，張正翰出生。儘管家中經濟左支右絀，張素密與張振源對這個並非在期待中降生的生命，依舊慎重以對。
白天張素密去上班前，會將張正翰托給母親照料，下班後，再帶回家親自看顧。張正翰不黏外婆，白天會自己玩耍，但一遇上張素密，瞬間會變成一塊橡皮糖，而兩人的親密，不隨張正翰的成長淡化。
「我希望孩子可以跟我分享一切好、壞，可以對我說出他的挫折感。人際關係像本書，有很多層面，或許我在工作上也會碰到跟他同樣的困境，因此當他有困難，我會希望他說出來讓我聽，或許能夠給點建議。最重要的是，只要孩子願意跟父母講話，這個孩子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孩子一輩子的靠山，張素密教導張正翰對待朋友應一如對待家人。「我們家庭單薄，因此朋友十分重要。我總是跟正翰說，在社會走跳（台語，指出外謀生、闖蕩），朋友力量比家人大，不止就業，朋友會讓人生過程更加精彩。」張素密從不干涉張正翰與朋友的來往，更交代他對人不可有高低之分：「我們希望他自己判斷，也許某人學業不好，但人要用品行認定。」
遇劫當天，學業一帆風順的張正翰剛結束面試。往常北上，張正翰總會去找表姊，但這次表姊出國、面試單位附近的老同學又沒空，加上前一晚因協助同學完成論文，直到凌晨兩點多才匆匆北上，一早醒來面試，連午餐都沒吃，張正翰想，不如早點回投宿處洗澡休息，晚上與朋友聚餐才有精神，這個決定，使張正翰從此沒有機會得知，自己將會被面試單位以第一名錄取。
「正翰愛撒嬌。洗完澡後總會到沙發找我，在我身上磨蹭，喊着『阿母』、『阿母』，一直到現在，我還會夢見那一刻。」張素密沒想過，張正翰撒嬌的身影，會變成新聞媒體無限重播他失血過多、卻仍緊握扶竿的掙扎模樣。
就讀政治大學統計系的張正翰大學畢業後，在服義務役期間，開始思考人生下一步該怎麼走。這時張素密曾建議他，商學院的大學文憑，可能不容易找到好工作，建議張正翰退役後考研究所。但張正翰厭惡被分數評定價值，覺得自己的腦細胞總被台灣的考試與升學制度消耗大半，若到國外深造，家中經濟恐怕也無法負擔他專心攻讀課業，這件事，曾因此成為他們母子間的情感拉鋸戰——
「想了一年，我家沒背景、不有錢、沒人脈，可背景和人脈真的是支撐一個大學畢業生直接找工作很重要的工具。儘管碩士滿街跑，但很多人說有研究所學歷比較容易升官是真的。老爸老媽給我一顆頭、兩隻手，其實很夠了……如果我要求要去國外，我家應該一年就垮掉吧？而且，我還想多花時間跟家人相處，陪家人很重要。」
在電子布告欄個人板上描述內心糾結的張正翰，幾經思量後，聽從母親建議，考上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課業繁忙，個性古道熱腸、加上參與許多課外活動，張正翰返家的時間不若想像的多。儘管如此，戀家的他，總會想方設法擠出時間回家探望家人。通常，張正翰會趕赴最後一班火車回民雄，到站後有時請父母去接，有時步行10多分鐘到家。入門後為避免吵及父親，張正翰會到三樓沐浴，張素密則會坐在二樓沙發等待張正翰洗完澡。
「正翰愛撒嬌。洗完澡後總會到沙發找我，在我身上磨蹭，喊着『阿母』、『阿母』，一直到現在，我還會夢見那一刻。」張素密沒想過，張正翰撒嬌的身影，會變成新聞媒體無限重播他失血過多、卻仍緊握扶竿的掙扎模樣。在赤色沙發等待的偶爾日常，如今成為張素密維持倖存人生的必要儀式，繼而轉化成支持她「索討正義」的動力。
被扭曲的尋解之路
清晨4點醒來、漱洗、驅車半小時往高鐵、購買三張嘉義往台北的高鐵車票，坐計程車趕赴法院。開庭結束，匆匆用餐、再購買三張台北往嘉義高鐵車票、驅車半小時返家。「每次開庭，我們一家三口一天要花上至少上萬的費用，這一切只為了在法庭上說幾分鐘話。」
傾訴，希望獲得承接。除要鄭捷為其罪行付出相應代價與感到歉疚，張素密更希望的，是從這場悲劇中淬煉出解答：「我一開始就問過，為何不能剖析、檢視鄭捷的家庭？我相信沒有一個父母願意教出這樣的孩子。但誰可以去探討他的家庭背景跟教育，好避免這些事情再發生？都沒有。不能說以他的生命來賠這幾個人，這只是更加深我的痛……」
出生、生長於農村的張素密，隱約感覺鄭捷犯下的滔天大罪，和社會變遷與家庭型態有關：「農業社會比較單純，讓家庭吃飽、不受凍，就可以和樂。工業社會跟農業社會不一樣，所以農村社會的親情或許和工商社會不一樣。工商社會是資本主義，現在社會各方面危機都存在，正翰發生這件事，更凸顯周遭有很多危險因素無法掌握。」儘管如此，她依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做好自己、也好好教育孩子，別人卻不行，而出現了加害者？」
張素密心之所繫，也是鄭捷的辯護律師與部分民間團體所企求的。但雙方尋求、想像能解答的路徑不同，加上刑事訴訟案所牽涉的複雜司法程序，與被害者對司法的理解有所落差，最終，讓尋解之路被扭曲成一場司法場域的競技，鄭捷的三位辯護律師，迄今在張素密心中仍是「魔鬼代言人」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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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魔鬼代言人」被等同於是替魔鬼或壞人發言的人。實際上，這個詞的原意，是指立於多數意見對立面而提出看法，以求刺激群體思考的言說者。儘管身為律師清楚知道詞彙真正精神，但律師梁家贏初始對於是否要接下這宗辯護案依舊相當遲疑。除考量自己已有一段時間沒有擔任辯護工作，主要是「鄭捷本身在偵查中明白表示要放棄許多法律上的權利，包括不希望律師替他辯護。面對一心求死的被告該怎樣替他辯護？」梁家贏表示，鄭捷完全不否認自己的罪行，「而且社會大眾、媒體對於本案的關注，給律師的壓力也很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不介入，是再政治正確不過的選擇。但最後梁家贏與律師黃致豪、林俊宏還是決定投入辯護，因為「一個國家的刑事訴訟法，理論上，不該因為每個人的高矮胖瘦、性別傾向、貧富差距而有差別，同樣的，罪行是否重大，也無礙於司法機關必須恪守該有的程序。」
黃致豪指出，死刑與其他刑種最大差異，在於死刑具有不可回復性，因此，涉及死刑的判決、執行，其程序往往有更嚴格的要求。但這樣的法理觀念，在台灣司法界面對備受輿論壓力關注的重大刑案時，卻經常不適用。而忽略正當程序的結果，即是冤獄的生成。儘管鄭捷犯罪事實明確，不可能是冤獄，但這依然不是司法機關「不需遵守正當程序」的理由。
鄭捷犯案後，除第一次警詢完畢，有法律扶助律師曾短暫到場以外，整個偵查程序中不論警詢程序、檢察官訊問程序、羈押訊問程序，甚至是搜索、扣押程序，精神鑑定程序等，過程全無律師從旁協助。此外，偵查程序未經書面許可即使用藥物輔助會談，也都成為司法程序的瑕疵，並因而成為審判過程中的爭點，阻礙被害者家屬早日透過司法讓加害者得到應有罪責的原因。
黃致豪曾於一審時自陳：「我可以理解被害人的傷痛跟恐懼，雖我不能體會，也不敢想像我家人在車上。」張素密迄今想起這段話，仍痛罵黃致豪「既然他都有小孩、也不敢想像，為何還替鄭捷辯護！」但黃致豪說，正是「不敢想像的恐懼」，讓三位律師毫不遲疑地成為「魔鬼代言人」。林俊宏直言：「法官只想速審速決。這讓很多辯護人所需的聲請都不被允許。包括想要了解被告與犯罪成因，以及將來如何預防等。法官認為這些不重要，但如果不了解成因，根本就沒辦法預防。除審判中單純的案件判決外，司法必須要去了解這些事怎麼發生。」
一般人看待罪犯，幾乎沒有第二種角度，彷彿這人臉上就寫着『罪犯』兩個字，而無需去理解他曾遭遇過什麼。但若去看每個罪犯的生命遭遇，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自己處在罪犯的生命處遇下，依舊不會做出同樣的事？
黃致豪
儘管如此，處在莫大悲傷中的張素密，仍認為黃致豪等律師的行為造成她的二次傷害：「我最無法接受的，是鄭捷的辯護律師不斷質疑鄭捷到底可不可以教化，還希望重做精神鑑定。廢死聯盟也在幫助鄭捷，這讓我感覺法律好像都在保障壞人。殺人的惡魔不該死，我的孩子就該死……」
黃致豪為鄭捷辯護的原意，是否真如張素密所感受的那樣殘忍？「我跟鄭捷說過，他這個案子百分百是死刑，辯護人注定要輸。我們想接下的原因，為的不是官司的輸贏，而是追求別的價值。」黃致豪想要追求的價值是什麼？不是為了保護罪犯，也不是認為罪犯不需受懲罰，而是因為犯罪成因相當複雜，除了個人性格，也含括社會因素，甚至可能受到疾病影響，「我總認為，死刑，是一種對於自己不會墮落至那一端的歧視。」
他以自己在高院承辦的一宗刑事案件為例：被告在女兒面前刺老婆三刀。妻子已肚破腸流，被告竟還拿硫酸潑她，幸虧妻子最後大難不死。一般人看見這樣的案件描述，多會認為這名被告罪無可逭。但這名被告過去15年來遭重鬱症之苦，導致他和家人無法好好相處、工作也被開除、每個月拿回家的家用不夠，太太最後對他提告。而審判法官以這名被告有精神病為由，限制他和女兒見面的權利。
「一般人看待罪犯，幾乎沒有第二種角度，彷彿這人臉上就寫着『罪犯』兩個字，而無需去理解他曾遭遇過什麼。但若去看每個罪犯的生命遭遇，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自己處在罪犯的生命處遇下，依舊不會做出同樣的事？」
死刑之外的追求
在目前仍有死刑存在的台灣，擔任出身於中產階級、看似無太大人生挫折，卻犯下滔天大罪的隨機殺人犯的辯護律師，黃致豪清楚知道會冒犯被害者。「但不同於過往隨機殺人犯多處於社會底層或有思覺失調的情況，鄭捷這樣的案例，會不會其實凸顯出台灣中產階級家庭的問題？」
曾審理台南湯姆熊殺人案的台南地方法院法官陳欽賢表示，張素密的痛與質疑，確實是司法實務上經常遇到的衝突。對法官而言，「極端凶殘殺人案件」量刑中最重要的，是了解被告的生命史。「台灣常常強調我們是『行為刑法』，而不是『行為人刑法』，造成審判實務上常只把重心放在行為的調查，而忽略了行為人作出行為的成因。但這會有問題，因為人的行為跟人無法切割。」
按理來說，法官是在考慮完犯罪者的行為跟生命軌跡後，才會進而去確認被告有無教化可能、是否要判處死刑。然而，司法實務上幾乎很少有法官願意關注被告的生命軌跡；即便有法官要求釐清，所獲得的資訊也非常單薄。這樣的審判方式，變相使得涉及死刑的重大刑事爭點，集中在教化可能性上。陳欽賢指出，目前教化可能性幾乎成為最高法院生死判的標準。但現階段台灣根本缺乏對教化可能性的明確評估流程，在任何學科也難以找到理論依據與操作定義，「因此我一直認為教化可能性很像是作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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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致豪進一步補充，他自己對「教化可能性」其實充滿質疑。「當一個法律名詞缺乏具體外延，就會缺乏可預測性，而使人難以遵守其內涵。」黃致豪指出，因社會對死刑存廢仍有爭辯，有些法官會以「具教化可能性」而不判被告死刑，「但對我來說，那也是飲鴆止渴，像是糊一道牆，被害者家屬只會看到這人被判死，或不判死，卻無法藉由『教化可能性』這名詞去理解執行背後的理由。換言之，因為教化可能性沒有判斷標準，反而會在審判過程中造成更大的誤解跟傷害，使被害者跟加害者之間沒有修復的可能。」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楊添圍曾在一場關於精神鑑定的演講中指出，法官很愛問精神醫師死刑犯可否教化？「但這太抬舉精神科醫師。因為沒有精神科醫師教化過死刑犯。而且，精神科醫師也無法完全了解人所罹患的疾病的影響。」當時楊添圍曾以鄭捷為例，「一個23歲的年輕人，從任何心理測驗或學理來看，都不可能證明這人不可教化。」但最後鄭捷的死刑判決，正是依循對其人格的完全否定而定讞。
陳欽賢坦誠，他自己對這樣劇烈的拉扯與對立是否有解，也沒有答案。目前台灣社會相信刑罰跟應報，認為可惡行為人經由剝奪生命，可以讓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得到安慰、不再傷痛，「但真的是這樣嗎？以命償命，被害者就能夠不再悲傷嗎？」
法官、檢察官按例詢問沈勝昂「鄭捷可否教化」。沈勝昂並未給予任何一方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案……但這答案法院並不滿意，法官一再追問，沈勝昂最後如此答覆：「我不相信不可能。這是選擇問題，而非是非問題。」
2015年2月3日，鄭捷在新北地方法院一審開庭。這場審判傳喚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請他說明對鄭捷進行精神鑑定的結果。沈勝昂是心理治療專業，過去擅長領域是性侵案，近5年才開始擔任司法精神鑑定人，約有6至7件相關鑑定經驗。
當天，法官、檢察官按例詢問沈勝昂「鄭捷可否教化」。沈勝昂並未給予任何一方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案，而是：「教化需要很多因素。鄭捷個人必須要有動機、要有意願知道自己的問題，要想改變。除了他自己以外，治療者是否夠包容、給予足夠信任與真誠接納、時間乃至於周遭的支持系統等等，都會決定被告是否可再教化。」但這答案法院並不滿意，法官一再追問，沈勝昂最後如此答覆：「我不相信不可能。這是選擇問題，而非是非問題。」
而法院最後決定選擇不相信鄭捷有任何可能的理由，源於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陳伯均於「鄭捷隨機殺人案起訴書」中這樣的形象：
「鄭捷具有不在乎社會規範、以自我為中心的反社會、自戀之人格特質，同時，也欠缺對他人遭遇的同理心。起訴書也記載，鄭捷曾因導師嚴厲管教，使其自戀特質遭受傷害，而有了想刺殺老師的念頭。而因鄭捷國中時期喜歡的同校學妹並沒有與他交往的意願，讓他更放心地執行殺人計畫。
檢察官認為，鄭捷在高中寫下的殺人誓言的網誌，使他在同儕團體中得到注意，在鄭捷『自戀、不成熟及標新立異之人格特質作用下，鄭捷將其殺人誓言做為其個人標記之傾向。』檢察官主張，鄭捷認為自己如果沒有殺人誓言，就無法獲得他人注意。而隨着其網誌活動以及跟同儕互動中，殺人誓言進一步獲得強化，最終在遭遇退學後實踐殺人誓言。」
當檢察官陳述這些看法時，當天身着灰色上衣、藍色運動褲，頭髮微鬈，戴口罩與粗框眼鏡的鄭捷，一語不發，但身體會輕輕搖晃，或眨眼。在法官檢視證據資料與質問他的犯案過程，鄭捷更加沉默，且與被害者家屬毫無眼神交集。這樣的非語言行為，被媒體定調為「不屑」、「冷血」、「沒有悔意」。
不同樣貌的鄭捷
有別於媒體對鄭捷的形容，沈勝昂的看法卻是：「鄭捷並非對事物無感，相反的，他是『敏感、豐富而脆弱』的人。」沈勝昂的判斷，和鄭捷的同學陳書偉（化名）所述十分接近。陳書偉說，鄭捷對許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太會口頭表達，在校也不和師長衝突，頂多開些小玩笑表示叛逆，「基本上，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的人，在家裏，也是很想當乖小孩的人。」陳書偉指出，鄭捷十分在意家人意見，和朋友相約若可能遲歸或需在外過夜，而父母不同意，鄭捷甚至會二話不說地回家。
在國中同學王曉茵（化名）的記憶中，鄭捷則是女孩子私底下會偷偷喜歡的高帥男生，而且十分搞笑。「有時候，他模擬考會故意亂寫。比方作文題目是〈十年後的我〉，他就寫外星人入侵地球。他不在意分數，把搞笑文章給大家傳閱。」
不論在哪個求學階段，認識鄭捷的人們都大致同意，鄭捷是相當喜歡書寫，且具一定文采的男孩。鄭捷轉至東海大學就讀後，一位負責陪伴新鮮人的環工系學長黃勝維（化名）回憶，「有一次期中考，剛好我生日，他就在臉書上打一篇詞祝賀我。我看了後覺得很感動，因為他平常話不多。二來覺得有趣、寫得很好。除了中文系，很少看到這麼會寫東西的人。」
▼（圖：Tseng Lee / 端傳媒）
北捷隨機殺人案發後，媒體起底鄭捷曾寫下的網誌文章，摘錄的盡是與殺戮相關的文字，但若詳閱其他篇幅，可發現多半文字呈現的內容，其實是對世界的疏離、孤寂與虛無感。「虛無是我們曾經交換過的世界觀。」陳書偉說，鄭捷和他一樣，一直覺得自己不擅長說話，儘管外界看來會認為他們社會適應還算良好，「但無論如何，總有無法融入周遭的感覺。有時候我覺得，他的殺人誓言，是對這世界的一種敵意。」
鄭捷的網誌裏，有許多許多詩，其中一首，大凡是所有台灣青少年都歷經的景況：
鄭捷這一代已經歷經教改，但課業壓力與社會競爭依舊如影隨形。陳書偉說，大人雖不會恐嚇或威脅，「但都會不經意流露出『你要好好念書』的態度。」而這樣的觀念，在鄭捷曾就讀、被定義為「好學校」的弘道國中，更是根深蒂固。
「班導師是所謂的『名師』，曾帶過的班級成績都很好，唯有我們那一班成績不如過去幾屆，所以老師對我們這一班氣急敗壞，覺得使他顏面盡失，因此考不好，就會體罰，比方罰蹲，還有捏大家耳朵。錯一題就擰一下。」王曉茵指出，班導師偏重課業的帶班方式，讓國中同學的感情十分疏離，「畢業後我只參加過一次同學會，也幾乎沒和任何人聯絡。我回想那場同學會時，甚至記不清楚誰有參加。」而王曉茵的狀態，幾乎是班上多數人的共同狀態。
陳書偉說，鄭捷不曾在高中提過殺人誓言。「他常說高中很快樂，也很喜歡高中老師，一直到大學時，他才又重提殺人誓言。」鄭捷部分高中同學，甚至是到大學才聽聞殺人誓言的存在，但得知後高中同學仍待他如常人。
從高中到大學，鄭捷發生了什麼變化？
「相較其他科目，鄭捷比較擅長化學，加上覺得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兵器組的名字很酷，可能與化學相關，在沒有研究科系課程核心就報考，結果那個系比較重物理。」陳書偉說，課業負擔加上國防大學學長、學弟制嚴重，讓鄭捷不堪負荷，「他跟我說他後期有很多壓力，必須撐到自己變學長才可能輕鬆一點。」
而原本還會使用社交媒體，比方即時通、MSN的鄭捷，在進去軍校兩個月後，發現大家都在用臉書，「他說感覺自己像是一夕之間失去所有朋友。」王曉茵說。
檢察官所不知道的是，鄭捷曾想過放棄殺人誓言。但為什麼後來選擇執行？鄭捷未曾有過讓人理解的說明，「但我知道，他覺得這世界需要太多妥協，以及他相信『人死後會去的地方是你相信的地方。』」陳書偉說，從審判到鄭捷伏法，所有人都認為鄭捷不知反省。「可是實際上他說他後悔殺人，只是不後悔完成誓言。」
「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我甚至覺得他還是我認識的那個善良的人。」王曉茵說，因和鄭捷很久沒見面，所以談話零碎，「就是問他缺不缺錢，需要替他帶什麼等等。聊到時間到，我說，『我下次會再來。』鄭捷卻問我『為什麼？』我不懂，就回問他『什麼意思？』他說：『我不相信妳會再來。』」這樣的對話，在王曉茵跟鄭捷間來回三、四次，「我當下才意識到，有沒有可能在他決定犯案的最後這些日子，沒有誰真誠地對他好？」
鄭捷伏法，張素密沒有平靜，亦無釋然，時至今日，她仍經常淚如雨下：「他死了，我還是痛。而正翰好像被魔神仔掠去，就沒了。」
上述鄭捷友人的描述，具非檢方在調查過程想看見的鄭捷面貌。而檢方在調查、偵訊中所問的問題，還曾讓被傳喚的鄭捷友人摸不着頭緒。比方：「那天下雨，所以有白蟻，鄭捷說他踩死了4隻。這跟他殺死4人有關嗎？」檢察官的問題，顯現出對鄭捷「犯案動機」的掌握不夠明確，且有穿鑿附會的疑慮。而日後鄭捷被求處死刑時，法院這樣主張：
「合議庭審酌被告鄭捷之人格具有不在乎社會規範之特質，不斷反覆發生殺人之意象或念頭，並將殺人誓言作為其個人之標記，作案前在其殺人計畫遭朋友舉發、教官調查及學業成績即將揭露之多重壓力下，決意實現其早已立下之殺人誓言，欲達到短時期大量殺人之目的，選擇就讀可以鍛鍊身體以利殺人計畫之國防大學。並選定密閉式大眾捷運車廂及行車時間較長之龍山寺站到江子翠站間犯案。」
但陳書偉對鄭捷選擇國防大學就讀的理解，與法院大相逕庭：「他去唸國防大學，是希望穩定。他認為現在工作不好找，所以會比較保守，覺得出去工作不見得比較好。國防大學畢業就是當軍官，至少有很長時間穩定，他不想跟家裏拿錢。結果退學家裏要還那筆錢，他覺得很對不起家裏。」
鄭捷是否真的不在乎社會規範？是否不斷反覆發生殺人之意象或念頭？若鄭捷的目的是為大量殺人，為什麼選擇捷運，而不是班距更長的火車，或是他北上時的國光號？這些疑問，隨着鄭捷伏法，對社會來說似乎再無凝視與追究的必要。
輿論聲消，鄭捷案帶出的社會漣漪卻並未停止擴散——
張素密曾說：「我希望鄭捷死，是因為訴訟一直走，我一看到他，就一整週情緒無法平復。而我一直等待鄭捷父母出面。不是要責怪他們，而是希望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這樣以後才可能預防。」但同樣失去一個兒子，並承受社會罵名的鄭捷父母，是否有能力回應張素密的等待？
而第一次訪問張素密，本預計和她在善導寺捷運站口會合後於隱密空間訪談。訊息傳出不久，張素密卻急忙來電，說「我不敢靠近捷運」——儘管見面前9天的晚夜8點47分，鄭捷已於台北看守所內，以三聲槍響的永久沉默，回應社會多數人對正義的想像。鄭捷伏法，張素密沒有平靜，亦無釋然，時至今日，她仍經常淚如雨下：「他死了，我還是痛。而正翰好像被魔神仔掠去（台語，指被幽靈鬼怪捉走），就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