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之夢》，拉斐爾工作室。（圖／Getty Images）
幾個世紀以來，夢境一直吸引著哲學家和藝術家。夢中場景被認為是神聖的信息，也是激發創造力的一種方式。19世紀出現的精神分析方法，是理解我們潛意識的關鍵。最近幾周，我們許多人都經歷過異常生動的夢境，現在似乎是幾個世紀以來探索對夢境的描繪和理解的最佳時機。此過程中，我們甚至可能發現一些與自己經歷有趣的相似之處。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夢境如此生動？佩里說：「我們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因此需要處理新的情緒。」她解釋說，我們編故事來理解夢中那些「並非直接地，而是通過隱喻」表現出來的情感。
阿爾布雷希特·杜勒 (Albrecht Durer)的《夢的視覺》(Dream Vision, 1525)，是西方藝術中已知的第一次對藝術家個人夢境的描繪。這幅水彩畫似乎是夢醒後匆忙創作的，畫中顯示一股洪水從天而降，吞沒了作者。「我醒來時四肢都在發抖，過了很長時間才恢復過來，」作者說。
佩里說，儘管她所接受的訓練告訴她根本沒有所謂的「解夢字典」，但幾十年的實踐表明，「夢中的特定物體通常有特別的含義。如果有人夢到水，那是關於感覺的。」這聽起來就像是杜勒「沉浸在感情中」，儘管佩里不能確定這些感情是什麼，「我們大多數人都害怕被湮滅和遺忘，不管我們承認與否，或者在醒著的時候根本感覺不到，」她說。
佩里在推特上描述的很多夢都是關於被水吞沒的人，這也許並不奇怪，儘管這位夢見自己在海嘯中衝浪的女人顯然比杜勒更能處理自己的情緒。
然而，杜勒的個人作品是極少數。雖然文藝復興激發了人們用古代哲學研究夢的興趣，但這必須與當時盛行的基督教意識形態相一致，後者不贊成異教的解釋。大多數夢的繪畫本質上是聖經的。
《雅各之夢》，以及《約瑟夫為法老王解夢》，主題都大受歡迎。拉斐爾（Raphael）在1518年把它們畫在梵蒂岡的阿波斯托裏克宮（Palazzo Apostolico）的天花板上。夢的生動隱喻表現在漂浮於空中的球形天花板上，彷彿在強調他們的理解超越了凡人。
然而，神話主題，如洛倫佐·洛托（Lorenzo Lotto）的《沉睡的阿波羅》（Sleeping Apollo）和《名噪遐邇的繆斯》(Muses with Fame ，1549)，可以讓藝術家們提出夢和靈感之間的關係。阿波羅的睡眠似乎讓繆斯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脫掉衣服，在附近的草地上一絲不掛地嬉戲，這表明睡眠可以釋放出無拘無束的創造力。
波希(Hieronymus Bosch)作品中噩夢般的內容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鳴。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意象不僅被理解為藝術家對天堂和地獄之火的描繪，而且還被理解為一種警告，懲罰可能會降臨在罪人身上，他們如果不懺悔，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這一點在《通代爾的幻象》（The Vision of Tundale，1520-30年)中表現得很明顯。此幅畫作由波希（Bosch）的一個追隨者完成，畫中罪惡的騎士盤旋在他自己的噩夢般的地獄之上。
作為藝術主題的夢在啟蒙運動的理性時代基本失寵，但在18世紀晚期，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創作了最著名的畫作之一——《夢魘》(The Nightmare ，1781)。在文學、聖經或藝術史上都沒有類似作品的情況下，儘管有人認為它預示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論，但仍然無法解釋此幅畫作。
佩里並不認為這幅畫直接描繪了夜間的恐怖。相反，她看到了女人毫無防備的姿勢，馬對她胯部的邪惡興趣，還有精靈的姿勢，好像他要在她身上大便——這是「許多男人常作的與女人相關的墮落濕夢」。或者，她補充道，「一個女人……我們的夢想和性幻想很少政治正確的，無論我們是什麼性別。」
正是象徵主義者將夢境重新帶回了藝術表達的最前沿。對於古斯塔夫·莫羅(Gustave Moreau)和奧德隆·雷登(Odilon Redon)等藝術家來說，夢是一種破解現實和存在之謎的方法。雷登的《眼睛》(The Eye ，1882)中，一隻眼睛形狀的熱氣球似乎在把一個人的頭抬到雲裏，這暗示了不協調的夢境意象。毫無疑問，這場運動對超現實主義者產生了影響。
超現實主義的主要靈感來源於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夢是一種願望實現的表達，被自我審查扭曲成想象，做夢者醒來時毫無意義。他相信，通過解開隱藏的意義，精神分析可以治癒任何折磨人的疾病。
然而，弗洛伊德認為夢需要破譯才有治癒效果，而超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夢是一種釋放不受約束的創造性表達慾望的手段，是對歐洲資產階級文化的一種反抗。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厭惡這種文化。
在超現實主義藝術中，夢者通常不會被描繪出來。相反，觀眾直接面對的是夢的內在機理。在喬治•德•基裏科（Giorgio de Chirico）充滿焦慮的夢境或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奇特的繪畫作品中，夢境以謎題形式出現，挑戰著觀者對現實的感知。
不得不說，弗洛伊德被藝術家的想法弄糊塗了，儘管他在1938年遇到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時確實稍微改變了他的論調。達利帶來了他的畫作《水仙變形記》(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s ，1937年)，畫中水仙狀物體凝視著水池，一隻手指和拇指抓著一個裂開的蛋，蛋裏出現了一朵水仙花。在此之前，弗洛伊德認為超現實主義是「絶對的(比如說95%，像酒精一樣)，古怪的」；但是達利，以他「不可否認的嫻熟技術」使弗洛伊德重新考慮自己的觀點。
2017年，佩里製作了BBC第四頻道的紀錄片《菲利帕·佩里帶你成為超現實主義者》(How to be a Surrealist with Philippa Perry)，她自己也探索了實現夢想的超現實主義方法，成立了一個超現實主義研究所，讓公眾在畫之前告訴她自己的夢想。「當人們重溫自己的夢想時，他們從中得到的東西是如此令人感動，」她說。
對於病人，佩里通常採用德國精神病學家弗裏茨·珀爾斯(Fritz Perls)首創的格式塔療法（Gestalt therapy），即從夢中所有物體的角度，向自己複述夢境。你夢中的一切都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知道他們會說什麼，從而更好地了解你自己。
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佩里認為多種方法都有好處。「把你的夢境畫出來，寫下來。所有這些都能幫助你處理夢境中的情緒和感覺。你獲得了所有權，因此你獲得了控制權，」她說。
而且，誰知道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釋放出自己迄今未知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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