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香港爆發的反《逃犯條例》修訂抗議運動對一些在香港生活的大陸人來說是一場政治啟蒙，令他們開始思考「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問題。
這場被廣泛認為是無領導的抗議運動已經持續數月，擴大到了更廣泛的民主訴求。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香港本土主義運動，主張政治自治、捍衛本土文化。繼而出現針對大陸移民群體的敵意，甚至歧視。社會動蕩賦予了他們「夾縫人」的狀態。
客觀上帶有的「中國人」的身份與主觀上渴望成為「香港人」的情感發生激烈碰撞，令他們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
有人坦然接受自己的「夾縫人」身份，並利用模糊身份的便利開啟陸港兩地之間的對話；有人在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徘徊，仍在思考以何種身份自處；還有人自始至終都認定自己是局外人，然而因出生地在大陸令她背上近乎「原罪」的枷鎖。
政治啟蒙
90後的歡歡在大陸出生、長大，五年前來到香港攻讀碩士學位。6月12日是她第一次參加大規模社會運動。回想起來，朋友的一句話成了她的啟蒙，令她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
6月12日，香港多個團體發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市民一大早聚集在立法會附近，阻止恢復《逃犯條例》修訂案二讀辯論。本著體驗社會運動的好奇心和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執著，歡歡也加入進來。
上午離開學校，搭地鐵由北向南穿越大半個香港，在灣仔下車。 走到金鐘，她從行人天橋上向下望去，原本車水馬龍的夏慤道擠滿了人，大部分人穿黑衣，帶口罩，黑壓壓的人群如螞蟻般來來往往。
從身高和裝扮來看，大部分是年輕人：身體突顯肌肉線條，留著張揚的髮型，或在手臂或小腿上刺著炫酷的紋身。但也有穿白色校裙的女中學生，瘦小的身軀搬起整箱礦泉水。人聲、嘈雜聲混合在一起，彷彿一個大蜂巢。有人邊跑邊喊「行開啦，行開啦」，螞蟻般的人群裂開一道縫，幾個拎著鐵馬的人迅速跑過。
歡歡摸索著走近他們，想知道口罩下到底藏著怎樣的神情，他們的語言、動作、行為表示怎樣的動機……這時，與她同行的香港朋友告訴她：「如果決定要下去，你就要做好被拉（抓捕）的凖備。」
這句話提醒了她，從天橋上走下去，她就從一名觀察者，變成了參與者。
她意識到，原來自己是有選擇的。但也正是被賦予了新的選擇權，令她開始感到不安。
「以前在大陸，沒有人給你參與政治的權利，也沒有人叫你承擔責任。在這裏，因為你要履行自己的政治權利，於是就背負上了責任」，她說。
她遲疑了一下，還是走了下去。
成為「手足」
走下天橋，她越過分割馬路的石階。天橋另一邊，示威者築起人鏈，往前線傳遞長傘、剪鉗等物資。大家一般默認她是本地人，她也偶爾用略帶口音的廣東話跟身邊的人聊幾句，大多數時候可以「蒙混過關」。不經意地，歡歡也被拉進人鏈。
「那時候他們不會想你是大陸人，基本假設你就是香港人。你出現在這個地方，你就是『手足』。那我就去嘗試一下，被當成『手足』是什麼感覺」。示威者在這場運動中彼此以『手足』相稱，表示如兄弟般親密。
口號聲此起彼伏，一件件物資從身邊人手中傳遞出去。那幾分鐘裏，歡歡成了一名抗爭者，身份的模糊性起了很大作用，大家為著同一個目標而抗爭。不過，隱藏身份的感覺卻五味雜陳。
「一邊覺得很有趣，好像捉迷藏，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誰。另一方面又覺得悲哀，我沒有辦法在做這些事的時候表達我的身份。他們也不知道，原來大陸人也有支持這場運動的，不是所有人都是『小粉紅』。」『小粉紅』起源於網絡，泛指傾向民族主義的大陸青年。
不過，在抗議人群裏和生活中，她不會主動澄清自己是大陸人，來幫香港人爭取權益。在她看來，這樣做有點馬首是瞻、表白忠心，自認清高的她做不出來。她堅持在社交媒體上使用簡體字，故意與被稱「殘體字」的敵意對著幹。
在夾縫中對話
抗議運動以來，大陸防火牆內的社交媒體微信和香港人常用的「臉書」如同兩個戰場，所有人都有被迫選邊站隊的壓力。支持示威者還是警察？支持香港人還是北京？大家通過轉載或發表自己立場的帖子，彷彿立下投名狀，從此非黑即白。
身處政治意見的夾縫中，歡歡反而生出了對話的渴望。她在微信裏與大陸人爭辯，在臉書中與香港本土派辯論。
見到有人說「香港人是被煽動起來上街的」，她便用親眼所見的例子反駁：推著嬰兒車的父母、坐著輪椅的殘疾人。「香港人有自己的主體性，不是因為別人給了錢，或者被煽動而上街遊行。」
不過，她的辯論對象也是有選擇的。「如果從『把你當成蝗蟲』和『把你當成人』之間分成1到10分，我可能選擇與7、8分的人對話」，她說著，手掌豎起來，從左到右在空中拉了一條線，彷彿呈現一條政治光譜。
在7月和9月兩次「光復屯門公園」遊行中，抗議原本針對公園內廣場舞產生的噪音，卻有示威者把來自大陸的跳舞的中年大媽稱為「家禽」，指責她們在公園裏勾引香港的老年男性，作出不雅行為。
歡歡認為，示威者用對方大陸人的身份發難，卻不承認歧視，這讓她憤怒：「好像在說，香港人就是高貴的，大陸人就是來做雞做鴨的」。見到類似言論，她總是按耐不住要和對方爭辯幾句。
她在一則帖子中總結道：「那些自詡民主自由的人們也有自己民粹右翼的小角落，亟待反思。」
她有時也會以幽默的態度回應對方的嚴肅和傲慢。「對對對，你們很高級，那你就更寬容一點，不要跟我們這些大陸人一般見識」，說到這，她狡黠地笑起來。對她來說，幽默是當身份被暴露，還沒來得及、或沒有辦法緩解對方心裏的刻板印象時，避免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良藥。
不過，歡歡說，在防火牆內的微信上與人對話，猶如打一場「持久戰」，必須付出決心與耐心。當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一浪高過一浪，當「文化大革命」、「八九」學運的記憶被掩蓋，當假新聞以前所未有的兇猛勢態滲入資訊，甚至連中共黨媒都會堂而皇之造假時，生存在這種環境的人沒法對香港發生的事持正面評價，她說。
「Be water（像水一樣）」，歡歡用了一句抗爭口號來形容自己如何應對處在夾縫中的心理狀態。這種模糊身份也讓她明白，「越感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美麗和可貴，越覺得這種美麗可能是建立在對大陸醜陋的想像之上。」
歡歡說，是時代的洪流將她卷進其中，令她不得已在陸港之間搭建橋樑。即使個人的力量很渺小，她也想盡力說出真相。
只不過，她偶爾羨慕香港人「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狀態，能與家人、朋友一起實現理想。而她最親的人在大陸，地理距離及社會環境或許在令彼此漸行漸遠。
十一月畢業典禮將至，她問父母是否過來參加。母親回應：「現在過去安不安全？我們考慮下」。歡歡的腦海里浮現出香港本地同學扶老攜幼、捧花束擎氣球在校園裏拍照的場景。一向樂觀的她突然覺得很難過。
「我想成為香港人」
並不是所有大陸生都能像歡歡一樣坦然面對「夾縫人」的身份。對於19歲的阿依來說，6、7月裏，她經常陷入糾結和崩潰，「不知道自己是誰。」
來港讀書前，阿依曾到香港大學參觀。她見到立在校園內的「國殤之柱」，第一次知道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開啟了對這個城市的好奇。回去後，她不斷在網上「翻牆」，了解到香港有很多大陸沒有的東西，包括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
「香港媒體有時讓人難以接受，尖銳、極端、偏頗，但什麼聲音都有。這種存在就是自由的體現」，阿依開始申請香港的大學。
來港兩年裏，她專門選修了廣東話課程，苦練粵語。她也積極結交本地朋友，參加沙龍和講座，努力嘗試「融入」這裏。
6月16日，多次舉辦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的香港泛民主派組織「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發起遊行，追究警方被指四日前的濫權行為。阿依也抱著好奇的心態與同學一起加入。為了避免被人認出，她戴帽、戴口罩出行，與周圍人講廣東話。
當天遊行人士異常多，行進速度緩慢。晚上10點，夜色已深，隊伍行至政府總部，再次停滯不前。這時，有人在天橋上開啟燈光，揮動手機，高喊「香港人加油！」大片燈光亮起來，彷彿夜空中閃爍的繁星。困乏的雙腿雖然不能前行，但大家的精神為之振奮。
天橋下的人群也隨聲應和，叫喊聲在阿依周圍振聾發聵。一瞬間，阿依覺得感情很複雜。「很激動，但又很難過，內心特別地撕裂。」
「那一刻我很想摘下口罩，很希望自己是個香港人。」
「不知道自己是誰」
在此之前，阿依也關心香港的社會運動，但從未懷疑過自己的身份：一個中國人，大陸生。但那次遊行讓她開始彷徨，「不再那麼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但另一方面，她也覺得自己和本地人也相差甚遠。
「我拿著中國的身份證、護照，卻在精神上，很猶豫、很徘徊。但如果我是香港人，我又沒有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共同生活的經驗」。她皺著眉頭，說話柔聲細語，帶著焦慮的神情。
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6月27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是主權移交22年來新高，而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是97年以來最低。
看到這些，阿依想，「我真的要跟他們做一樣的人嗎？否定我的過去嗎？」
從小，長輩教她練習中國書法，習得古代詩詞歌賦，這些她打心眼裏喜歡。她的很多摯友在國內，雖然和她一樣，都被灌輸「祖國高於一切」的理念，但他們善良、有趣，她想念他們。這些都是她的一部分，沒法割離。
在「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徘徊
6月以來，除了參與過一次遊行，阿依還在物資站送過水和食物，做過文宣義工，幫忙譯成英文向國際推廣。
阿依認為，今年剛從大陸來的新生是受到此次抗議運動衝擊最嚴重的人。在迎新營中，她本來很熱切地希望為新生提供了解運動的信息渠道，也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想法。但組織者要求她盡量迴避政治。雙方產生爭執，阿依後來放棄，轉為消極地提供信息，「只在新生來問時做一點分享」。
沒過多久，阿依發現，身邊的新生在沒有接受全面信息的情況下，開始批評示威者，同大陸媒體一樣叫囂他們是「廢青」。
她還聽大陸同學說過，「你們這樣說是你們的自由，我舉報你們也是我的自由」。
另一方面，她看到示威者與警方不斷發生衝突，雙方都做出犧牲，之後再起衝突，陷入無休止的惡循環。抗議運動逐漸走向「攬炒」（意思是不介意以經濟下行等方式換取政治訴求的實現），部分抗爭者出現與城市玉石俱焚的心態。
阿依嘗試跟本地同學溝通，提出自己的建議。但對方回應，「你是outsider（局外人），他們（示威者）都付出這麼多了，你還忍心批評嗎？」
曾經強烈地想成為香港人的阿依內心受到傷害，決定不再以「局內人」的身份參與運動。「我慢慢意識到，我可以用其他身份自處。但這個身份是什麼，究竟是multinational（跨國家的）還是世界公民，可能還要慢慢探索。」
「我是國際生，不是大陸生」
6月16日，與阿依同行的同學王牧之並沒有被現場氣氛感染，冷靜旁觀著身邊同伴的激動心情。「對他們來說，那是一件很有凝聚力的事。但對我來說，雖然參與他們的活動，認可他們的價值，但我不屬於任何一個群體」，王牧之說。她出生在大陸，在國際學校讀初中，到美國讀高中，現就讀於香港一所大學。
來港前，她就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除了公民身份、流利的普通話和飲食習慣，她覺得自己和中國沒有任何聯繫。自己的社交媒體微博和QQ空間因審查制度而「炸號」，曾經熱愛的歌手因參與社會運動遭到封殺，或者毫無由頭被禁，歌曲全部下架。除了「荒誕」，王牧之想不出第二個詞來形容。
但只因出生在大陸，刻板印象將她與「審查」、「洗腦」、「奴役」等狀態聯繫起來，似乎令她背負上一種「原罪」。入學後，王牧之不斷跟同學辯解，自己是「國際生」，不是「大陸生」。
「我經歷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教育體系和申請流程。我也自認為我的價值觀、行為凖則和大陸生有差別」，王牧之說。
訪問當天，她穿了一件黑色T恤，腳下踢著人字拖。拖鞋上的圖案已褪色，有點發白，隱約可見白點藍底和紅白相間的圖案，似美國國旗。她有點懶散地走在校園裏，用普通話與相熟的人打招呼。
多重身份中，香港佔30%
王牧之認為，她的身份是由不同地方的生活經歷和價值觀拼接而成。她用了一個詞來形容：「multinational（跨國家的）」。如果畫一張大餅，那麼10%屬於出生地，50%屬於兒時成長的地方，10%屬於美國，30%屬於香港。
王牧之在美國學習、生活過幾年，美國影響了她的價值觀塑造，但她並不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因此只有10%的成分。而對於30%屬於香港的部分，她解釋，「不是生活的時間長才佔比大，而是濃度大，互動多。」
她覺得，在中國，人們對自由的理解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民主就是人民代表大會；而在美國，人們把自由和民主當做理所當然——這兩種情況都不會讓大家對自由、民主有很深入的思考。但在香港，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令人們通過實踐認識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有點實踐出真知的感覺」，她說。
「過去四個月在構建香港這個概念，我參與它的變化，與它互動，而不是作為異鄉人存在。」
她參與「反送中」遊行，不希望香港的自由被蠶食。她還為香港的年輕人作了一首歌，歌詞寫道：「在這裏，有過笑有過淚都有夢。若以後，不再提不再問亦別怕。」
王牧之說，「無論如何，以一個在內地生活過的人來香港，都有一種『這是唯一一片相對自由的土地』的感覺，希望就算是溫水煮青蛙，煮到2047年，也不要2019年就突然開始油炸了。」
「被建構的」社會
在王牧之看來，很多東西都是「被建構起來」的，包括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更像是中原文化，以中原視角為中心。那香港文化算不算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以中原為視角，那就不算。如果是以大中華區域為視角，那就算。」
對於所謂香港價值，她也認為是「被建構」的結果。「比如從著名電視劇《獅子山下》和其同名主題曲裏的『拼搏精神』，到「反送中」抗議中最具標誌性的粵語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裏的『追求自由民主』，都是香港價值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體現。」這兩首流行歌曲分別創作於七十年代和最近的抗議運動中，普遍令香港人產生共鳴。
抗議運動逐漸發展，社會撕裂產生的劇烈衝擊令大家被期許立下立場的投名狀。王牧之也發現，持相同立場的人們轉發的帖子高度雷同，他們也只在立場相近的帖子下點讚。她對此感到厭惡。6、7月裏還奮力向不了解香港的朋友解釋事實，8月以來，她放棄了表達，只是默默觀察。
10月1日，中共建政70週年當天，大陸載歌載舞歡度「國慶」，一河之隔的香港卻在多區發生激烈的警民衝突。在荃灣，警方在發出警告後開槍，一位18歲青年中實彈受傷。
在王牧之的微信同學群裏，有人罵道，「活該！」隱匿多時的她瞬間覺得恐懼感襲滿全身。「那種感覺是，有一個人要被殺死了，而站在旁邊的人喊，殺死他。」
她憤而退群，從此關上了社交媒體的喧鬧，一頭扎進了學術的海洋。
（應受訪者要求，人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