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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省人」的身世與「國家」認同

苒苒 派特森 - BBC中文 2019/10/18 09:15 苒苒 派特森 - BBC中文 字級:
讀稿
台灣「外省人」的身世與「國家」認同

▲(圖/CHEN JHIH FAN PHOTOGRAPHY)

編者按: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除了少數高官家庭搭飛機來台之外,眾多逃難以及軍官家庭搭渡輪來到台灣,計有120萬左右的大陸居民成為島上的外省人。原以為跟隨國民黨反共復國的夢想,也因為歷史政治變遷,最終從居住的眷村開始在台灣安居,日久他鄉是故鄉——休養生息繁衍後代。也有許多人移民到美國,成為美國人。

這一批外省移民,多半來自福建山東以及江浙等地,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以及兩岸統一的盼望,一直表現在投票取向上。

但是,70年後,時過境遷,如今年老的外省第一代以及他們的後代如何回看這段70年的旅程?是繼續緬懷當年的外省菁英在台灣經歷的美好時光?還是反思外省人如何成為特定的政黨支持者?本省與外省之間的劃分,在2019年的台灣還有什麼樣的意義?

BBC中文訪問兩位對台灣立場不同看法的外省第二代,探尋他們的觀點。


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權自此於海峽兩岸對峙,上百萬大陸人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台,鄉愁成了詩人口中「一彎淺淺的海峽」,「外省人」三個字也逐漸化為遷台大陸人甚至其子孫後代揮不去的代號。

爺爺的鄉愁

國民黨將軍胡璉也是這批遠走他鄉的外省人之一。70年過去,胡璉的孫子胡敏越仍然記得陪伴爺爺四年時光中他對家鄉的思念與不捨,但也在身份認同問題上深陷泥沼。

胡璉是陝西華縣人,1926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在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中立下赫赫戰功,隨國民黨軍隊遷往台灣後,還曾帶兵參與金門炮戰,擔過台灣駐越南大使。1972年,他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1977年,他因心肌梗塞在台北病逝,享年71歲

胡敏越年少時不太理解爺爺的鄉愁,只記得爺爺在過世前曾經畫過一張老家地圖,「他說你們是胡家第三代,你們這樣走,這邊左轉進去第二家,一定可以回去的。」

胡敏越出生於1964年,從小乖乖的他從8歲到12歲一直陪伴在爺爺身邊。他記得,幼時陪爺爺在院子散步,爺爺常說,院子不夠方正,因為那時來台灣只想短暫地呆一會兒,「沒想到一呆就是這麼多年」。

胡璉的故居藏身於台灣新北市新店的一條小巷中。在故居的客廳牆壁上,掛著一幅濃墨重彩華山圖,從這幅畫中也能感受到胡璉的濃濃鄉愁。胡敏越說,這幅畫是爺爺從越南迴台灣後請人畫的,畫華山是因為胡家老家在陝西華縣,離華山很近。

「找一個畫家畫了華山,當然就是思鄉親切,但他回不去他沒有辦法,(當時)連通信都沒辦法,」胡敏越說。

兩岸開放探親之後,胡家子孫可以回到大陸尋親。胡敏越就曾找到胡家當年留在大陸的親人,還帶自己的女兒去了華山,為爺爺完成心願。

「我就跟她講說,華山是代表我們老家最高的一個山,也是我的爺爺一心想回來的地方,可是他始終沒完成這個心願。」胡敏越說。

認同困難

作為外省人第三代,胡敏越自小在台灣出生長大,中學時期就讀於台北再興中學,身邊同學幾乎都是外省人後代,大家都說國語,他從來沒意識到,自己是台灣的「少數」。

直到進入台灣世新大學就讀,周圍的同學來自台灣各地,比如金門、澎湖,他們幾乎都講台語。這時候胡敏越才發現,「原來我是外省人」。

1980年代,胡敏越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留學美國,現在是台灣的一名牧師。他坦言,他們這批外省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在留學時就初現端倪。

胡敏越說,當他初到美國進行自我介紹時,「你講I'm coming from Republic of China(我來自中華民國),人家就覺得你來自China(中國),那一定是中國大陸;但如果你講I'm coming from Taiwan,人家還以為是Thailand(泰國)」。

「這對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來說是非常沮喪的事情,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強大?誰不希望你拿護照出去,人家第一次就聽明白?」他說,「我解釋兩次,人家還是不知道你從哪裏來。」

即使幾十年過去,他仍然存在身份認同的問題。每次回中國大陸,那邊一定會說「歡迎台灣同胞」;而在台灣工作生活,台語講得不好,其他人會自動把他歸類到「外省人」。

「你會覺得自己裏外不是人,」胡敏越總結。

70年,然後呢?

兩岸問題綿延至今,短暫的蜜月期之後大陸和台灣似乎又陷入了僵局: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未承認「九二共識」,大陸方面的壓力慢慢溢出:今年7月31日,中國大陸首次宣佈暫停向大陸居民發放赴台灣自由行的簽注;8月7日,中國大陸又宣佈將暫停中國電影及人員參與2019年第56屆台北金馬影展。

明年1月,台灣將舉行總統選舉,統獨問題仍是台灣政界人士甚至平民百姓爭論的熱門話題。

胡敏越說,他不懂「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因為「好像怎麼解讀都可以」,「我們這邊一般人過日子也不太喜歡談統獨的問題,或者九二共識的問題」。

他表示,台灣過去十年經濟不太好,收入低物價卻一直在漲。「我覺得不管是統也好獨也好,這些在百姓的邏輯和價值體系裏頭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他說,「我們當然是希望過好日子比較重要。」

2020年總統大選,他會把票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韓國瑜,因為韓也是國民黨軍隊後代,讓他感覺親近。

如今掉頭回看1949,胡敏越覺得那是民族的宿命。

「中國近100年都是苦難的時代,內亂或者是外族的侵略讓我們一直沒有喘氣的機會,」他說,「我是基督徒,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夠彼此相愛。就像家裏頭的爸爸媽媽,如果吵架了不和了,辛苦的當然是孩子們,對不對?」

第二代「外省人」的選擇

1953年生於台灣高雄市小說家及公知平路(本名路平)也是典型的二代外省人。其父母是從中國大陸遷居自台灣的大學教授。

1970年代末,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國際地位風雨飄搖,但美國對台灣學生開放特殊留學名額,不論富有或貧窮都想辦法定居美國,開啟新的人生旅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當年台灣社會流傳的口號。和當時許多台灣年輕人一樣,平路畢業後選擇留美。

生長在學術家庭、父親是被稱「台灣心理測驗之父」的前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路君約,母親也在大學任教。身為家中獨女,出生時父母已經四十多歲了,她一路在父母嚴格的教育下成長,在1970年代末台大畢業後拿獎學金到美國讀統計,一路念到博士班,之後到華盛頓特區任職統計師,「沿著階梯一部一部往上爬,過標凖的移民生活,」平路說。

然而,她告訴BBC中文,她從不認為住郊區的房子、開著車,過著安穩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是她的未來。反而如前所述,她沒有一天不在心中思念台灣,這種莫名的鄉愁,只能借著文字抒發。她開始在辦公室午餐時間的時候,從抽屜拿出稿紙在桌上寫小說 (反正同事看不懂中文),投稿回台灣,陸續得了幾座重要文學獎項。她也開始寫社會評論,在當年自由派文人尚有立錐之地的《中國時報》,以女性主義者的觀點針貶海內外時事,廣受矚目,與台灣的距離越來越近。幾年後,她搬回台灣。

「70年代末,我去了美國,沒多久『美麗島事件』發生,大學認識的許多朋友都牽扯其中。當時人在美國,你會感到很深的罪惡感。但我好像是一艘船,看起來越走越遠,可是心底始終沒有真正離開台灣這個島嶼所處的海域。因為你所有的參考坐標依然是台灣,包括就是在華盛頓特區參加群眾活動,你都會想到那些在台灣的朋友現在怎樣了......」

大陸人與海島人

平路同意,搬回台灣的決定,與她周遭移民美國的許多同學或朋友十分不同。但她說她能明白外省人過來台灣的「不容易」。

前幾年平路接受港媒訪問時說,「外省族群本來就應該有自知是少數族群,但不管是我上一代,甚至到我這一代,對這件事所知有限。在解嚴之前,所有的媒體信息,都刻意規避這樣的真相,甚至連人口統計資料都不公開,目的是讓人誤以為,外省族群人數不是那麼少的少數。沒有機會體認自己的真實處境,這屬於外省族群的集體困境。」

平路認為,「陸地思維的大陸人」歷經戰亂來到這座四面環海的台灣要學習如何做一個島民(islander),本來就很不容易。「我父母親那一輩,我想很多外省人都一樣,始終沒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說沒有足夠的機會,去做一個島民,因為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壯年。」她說。

她又說,對外省人來說,做一個島民,是一個非常陌生之經驗,尤其戒嚴教育是不讓台灣人感覺到自己身處海島,讓台灣人跟海的關係都很遠。「因為海島就代表會往外跑,海島被視作亂源,所以那時候才會有「海防」。

平路認為她的世代,就是1949年後在台灣出生的世代,雖然經歷幾十年的戒嚴時代,「總是有足夠的時間去體認作為一個海島上的人民。而海洋的呼喚原本就代表遼闊多元,各種不可能到可能的想像,天生被外面的更新鮮事給吸引。」

「跟我父母那一代或者說更概括來說,就是第一代外省人,他們是生於以北京為中心,某個意義上,不管你生於多麼偏遠的地方,可是北京一定是中心的那種大陸思維中成長。」

她說,大陸思維強調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但「我從小就是個叛逆的小孩,在心中總是對『非黑即白』的歷史或人性保持質疑。」也許,這種叛逆,也是平路說的海洋性思維。

戒嚴時期的台灣與蔣介石宣傳照。
▲戒嚴令讓台灣在長達38年時間中處於軍事緊急狀態中。(圖/Getty Images)

雖然不同於大陸思維,但平路認為1949年過來的外省第一代,他們因為戰亂逃離家鄉的「不容易」,也需要被理解。

「1949年過來台灣的很多人生命是破碎的,重組這個破碎的生命,是個艱難的過程;我們只能盡力去理解或者同情,真是個不容易的時代。」 平路說。舉例來說,平路觀察到她的父親因為被教悔不能「忘本」,因此就算年輕時在北平唸書,但仍然一口山東鄉音。之後,遷移到台灣,不管日常生活或教書,都會遇到溝通困難。

此外,思鄉心切的父親,總是要年幼的平路背誦一首又一首的古詩,古詩內容是中國古代詩人國破家亡的流離失所。當年平路不在父親面前背完詩,就不能離開書桌用餐。當年兩岸開放探親後,平路也曾經陪父親回山東故鄉,看著父親對著雙親的祖墳下跪痛哭,故鄉親友們絡繹不絶的來訴說父親離鄉之後,在文革期間受的折磨,平路在這一刻了解了父母那一輩人在戰亂中所受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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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父子一直是許多台灣「外省人」緬懷的領袖。(圖/Getty Images)

尤其,父親的大哥當年追隨共產黨革命,被國民黨政府處死,平路的父親未滿20歲就需要幫大哥收屍。之後留在大陸的兄長,又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後受罪。此外,父親在山東的友人逃亡到台灣,被蔣介石政府視為匪諜,許多人被判刑甚至處死,她可以明白父親逃難前後的不容易。

她在書中提到,晚年時,父親有時做惡夢,夢中的情景都是當年逃難的種種痛苦遭遇。

英文中「離散」(diaspora)來源是比喻猶太民族的流離失所,「那時候猶太人是真的無處可去,但我們有台灣可以回來啊!」平路表示。

平路說,雖然很多人說台灣現在沒有本省與外省的「省籍情結」,但若要真正梳理出來,卻要在很多方面有很深的同理心。她也認為台灣社會在快速的幾次政黨輪替當中,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人民彼此了解。「了解1949來的人不容易,1945年剛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本省人也很不容易。」

平路說,這也是因為「台灣戒嚴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因此解嚴之後,民眾很難好好的相互傾聽。這些不了解可能就浮現在台灣熱鬧的政治選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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